改變李應元黨國思想的轉捩點─中壢事件：《戰後「黑名單」》選摘（3）

（二）李應元先生訪問紀錄

受訪時間：2017 年9 月5 日

受訪地點：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長辦公室

訪談人：薛化元/ 許文堂

紀錄/ 整理：游淑如/ 張書銘

家庭與求學

我是1953 年出生於雲林崙背崙前村，小學就讀崙背國小、中學則是虎尾初中。崙前村多是客家人，但母親是閩南人，主要務農跟操持家務，父親則是客家人，在糖廠上班。家裡的哥哥姐姐成績都很好，我們這種鄉下小孩就會以哥哥姐姐為榜樣，自我要求。我的二哥，他對這種政治時事很感興趣，當時還有所謂的時事測驗，他都幾乎得獎！他就讀虎尾中學，後來考上警官學校。虎尾雖然有一個空軍基地，但是外省人不多。

[啟動LINE推播] 每日重大新聞通知

若要說對政治方面的思想啟蒙，應該說是受到家裡長輩的影響，小時候常聽他們茶餘飯後提起李萬居的民主政治活動。例如說他被抓去關的時候，好像美國尼克森有關心過這件事，因此他才被釋放；還有他籌辦《公論報》，支持言論自由等事蹟。主要是他擔任省議員時期在雲林地區風評非常好，還有聽說擔任民意代表的時候，很多從鄉下北上台北不管是就醫，或者是有任何需要幫忙的人，他都會很樂意提供協助。誇張一點地說，到了選舉的時候，他都不用回到雲林就可以高票當選。他很會演講，也時常以幽默的方式來消遣甚至批評威權政府，小時候就是這樣的李萬居民主精神對我影響很深。

1968 年，我考上了臺中一中，開始會去接觸所謂的禁書，去書局找來看。在臺中一中的時候，受到李敖還有《文星雜誌》的影響，視野就更開闊了。李敖在臺中一中算是一個傳說，他當時是極具批判精神的文青；後來我擔任立委的時候，也與他同事過，他只擔任過一屆的立委。記得我當時臺中一中的歷史老師是齊治平，雖然他不曾講過民主的議題，但他對於古代帝王的歷史故事描述的很生動，所以其實我對於文史特別感到興趣，當然物理化學也不錯。我一開始讀的是甲組，也曾經一度想要選擇丁組，就是法律政治類組，但是家裡父母不支持，當時白色恐怖的陰影還很濃厚，鄉下大人們常說：「小孩子，有耳無嘴！」我就讀虎尾中學的時候，就時常跟一位好朋友談論政治，他現在在高雄擔任醫生，不過就是一種很質樸的反威權心態。到了高中後期和大學，才比較真正了解到什麼是政黨政治。

參政意識萌芽

1971 年，我先考上台北工專，隔年決定重考，換考丙組，1972年考上臺大公共衛生學系。到了大學的時候，像在臺大校門口時常就有民主活動的舉辦，印象中就曾看過康寧祥、黃信介、黃天福的演講。在臺大校園裡，自己也先後參加像是醫療服務隊、大新社與台風社等比較關心公眾事務類型的社團，而這就讀期間，算我雞婆也好熱心也好，比如碰到說有學生在臺大宿舍從床上摔下來，我就會特別為這件事做一個專題報導，探討是不是宿舍老舊還是學生身體不適之類的問題，而我們做的這些報導，在當時往往都會引起一定的關注。

1978 年12 月，原定要舉行增額立法委員選舉，陳婉真和陳鼓應兩人的競選總部就設在台大校門口對面，不過後來因為台美斷交，選舉因而延後。當時我已經是退伍後就讀研究所時期，也有去看他們。再來就是1979 年，黃信介先生在籌備《美麗島》雜誌，創刊發行第一期就開始在台大promote，當時我就很熱衷、也很投入。記得《美麗島》雜誌只出版到第五期，國民黨就受不了批評，12 月國際人權日在高雄發生了鎮壓事件，大概是這樣。1978-79 年，我在臺大就讀研究所，同時我也在《臺灣時報》擔任記者；我在金門服兵役的時候，吳基福先生透過我台大的老師羅俊男教授，介紹我去報社上班。

我在大學時，加入國民黨，當時也受到很深的黨國思想影響，但我退伍後就讀研究所以後才開始轉變。為什麼會發生思想轉變，有一個很重要的轉捩點，就是「中壢事件」，我發現當時報紙的報導怎麼跟事實有這麼大的出入，顛倒是非。 所以我退伍後，讀研究所並擔任記者後，幾乎整個人就都是黨外思想了。

當時《中央日報》和《青年日報》都一面倒地拉抬國民黨桃園縣長參選人歐憲瑜，可是最後選舉結果卻大翻盤，而且因作票事件還發生火燒車的群眾抗議事件，這在當時是很大的一件事，等於是暴動！《臺灣時報》後來訂閱量銷售還不錯，聽說也是因為報導「中壢事件」的客觀立場，獲得群眾與讀者的認同。

吳基福先生雖然是第一屆增額立委，但是作為一位南部仕紳，我想反國民黨威權的態度是一定有的，所以他才會開辦《臺灣時報》，也會維護言論自由的價值，至少我在擔任記者的時候，稿子從來沒有被刪改過；不過當時要發行報紙應該屬於特許，可能也是因為他立委的身分，才有辦法拿到發行報紙的執照。當時醫生的收入很好，所以才有能力來辦報紙；但是據我所知報社前五、六年都處於虧損的狀態，就是因為「中壢事件」的報導客觀中立，自此以後報紙的發行量才穩定成長，財務才打平，這是我在報社裡聽到的故事。雖然我是醫藥記者專業，但是報社特派員蘇墱基先生都會派我去採訪重大的政治新聞，我想可能是我對政治事物也具敏感度。

在那個民主的狂飆時代，幾乎重大事件報社也都會要我一起加入或是指定我去報導採訪，例如1978 年12 月時任美國國務院副國務卿的克里斯多福（Warren Minor Christopher，1925－2011）等人要來臺灣處理台美斷交事宜，抵達松山機場的時候，遭到示威民眾向他們丟雞蛋、石頭的狀況。當時，我也負責採訪此事件，當時群情激憤很多民眾走上街頭，相信黨國機器也有動員，但民眾自發性參加也有，很難區分哪些群眾是動員而來、哪些不是。當時的媒體，並沒有從這個角度來分析，是後來我們從歷史材料去研究才發現說，這些群眾有可能是蔣經國動員而來的，要給克里斯多福一點顏色瞧瞧。

在美國的生活

到了1980 年我拿到臺大公共衛生學研究碩士學位之後，和我的太太黃月桂一起到美國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公共衛生學院深造，拿到碩士後考量到經濟問題，就改申請到北卡羅來納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醫療經濟學攻讀博士學位。

剛到美國的時候，美麗島事件才剛結束不久，民主化運動的效應還很澎湃，再加上林宅血案和陳文成等事件的衝擊，包括我在內，其他關心臺灣本島的海外人士也跟著激進起來，很多人逐漸開始思考未來臺灣前途的問題。當時由於哈佛大學與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T）聯合的台灣同鄉會立場比較傾向獨派，而我在讀哈佛的時候，就很自然的開始碰觸獨立思想並參加這些相關運動。後來我到北卡讀書的時候，因為參加同鄉會的關係，自然而然就認識了郭倍宏等人，而且那時候也很常找像是許榮淑、周清玉與田媽媽等臺灣民主運動的先進來美國巡迴演講，於是藉由這些活動，有相同理想的同學就這樣很自然的會聚在一起。總之，在北卡羅來納州當地有像是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North Carolina State，NC State）與偏數理、文史學科的北卡大學（UNC）等學校，校園裡有很多臺灣來這裡讀書的孩子，都對民主運動有一定的熱情，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國民黨政府就很擔心我們這些海外學生會有「反政府活動」，於是派了很多國民黨職業學生在旁監視著，而這期間剛好發生了北卡事件27。就此事而言，為什麼林國慶與郭倍宏會發動？就是因為當時有職業學生在做通風報信，職業學生先用某位教授用的信封，把學生參加台灣同學會的活動，密報到紐約的安全相關單位，但是不知道是臺灣政府還是國民黨情治單位的信箱被封閉停止、或是職業學生把連絡方式貼錯或是出了什麼其他問題，我自己在猜想應該是職業學生太緊張而貼錯字，因為他不敢用普通的信封而是用教授用的信封，而且裡面要報告的字也是一字一字的剪貼出來的，總之最後就被退回到教授研究室的地址。

後來那封信就輾轉傳到同一個研究室研究生的手中，那大家看了就覺得很奇怪，首先疑惑的是為什麼教授寄信到紐約會寫漢字呢？而且又為何要寄這種信到紐約那個地方？後來再仔細一看內容，才知道原來是學校職業學生所做危害民主人權的密報，那郭倍宏與林國慶他們知道了就決定發起連署。由於我讀的北卡大學校區離他們學校不遠，開車約半小時左右就到了，所以一旦發生事情，地利之便的我們當然是第一個聲援的單位，那時我們這些朋友就一起四處幫忙張貼海報。當然這期間，學校對於我們這些行為也會取締嘛！那學校一邊取締，那我們就一邊抗爭，所以在那個時候算是引起一個滿大的風波。

北卡海報事件的重點是職業學生的問題。美國人無法理解職業學生為什麼會存在，因為美國是個開放的國家，特別是外國學生要來讀書他們都很歡迎。美國人不知道職業學生跟白色恐怖、威權統治有著關係，甚至還因為冷戰體系需要國民黨的支持，存在著將台獨跟共產黨視為同路人的誤解。國民黨甚至在美國國會裡遊說，若不協助打壓台獨運動，將會損及美國的利益。

海報事件結束後，我們開始積極串聯組成台灣學生社，其實當時會組織起來，可能是因為受到美麗島事件的影響，很多海外學生都相當關心臺灣的前途，並想著為臺灣做些什麼事情，於是再加上海報事件這個近因促使之下，最後才能成功的在全美校園成立臺灣學生社這樣的組織。起初開會的時候，我覺得比較像是學生在參加夏令營活動的感覺，從北卡到辛辛那堤（Cincinnati，位於美國俄亥俄州）等其他州的地方串連開會，開車差不多都要花到一天的時間，後來為了思想交流與聯絡方便，就仿照國內黨外雜誌發行的模式，也推出屬於我們海外的雜誌刊物，於是才有《臺灣學生》雜誌的發行，利用學生雜誌串聯各校臺灣學生。在當時敏感的政治氛圍下，為了不惹麻煩，起初並沒有想說在雜誌上掛任何名字和通訊地址，但是既然要以這本雜誌當作機關雜誌，並且向海內外鄉親募款，一定要有一個公開發行人的名字和聯絡方式才具有公信力，於是推選之下，我就成為該雜誌的第一任發行人。

至於美國台獨團體的左右路線之爭，其實台獨裡頭左派思想一直存在。台獨左派像是當時在Texas A&M University 的高成炎、黃介清、張金策等，大多是辦雜誌宣揚台獨理念，還有日本的史明等。所謂的路線之爭，在海外大家並不覺得彼此之間有很大的衝突，只要是反國民黨威權的人我們都很歡迎，來美國我們都是熱情接待，舉辦演講活動。雜誌上的文字之爭確實有，為了一字之差也會筆戰，但是只要有重大事件發生大家也都會彼此聲援和支持。在推倒國民黨的大目標下，大家參加活動也還是相敬如賓，像是同鄉會舉辦夏令營，各方人馬都會邀請，不分左右派。我接《臺灣學生》發行人半年後，回台加簽就被拒絕了，其實這也在預料之內。1979 年，美麗島事件後，出國的這一批留學生特別關心台灣民主運動，所以大家才想要辦一個刊物，好將彼此串聯起來。但是學生課業也忙，沒時間也沒資源，所以才討論出月刊形式，但是募款活動要徵信，需要一個公開的代表人。當時選舉代表人，第一次大家推派我出來，但我認為郭倍宏比較了解刊物運作也熱心，但我認為他涉入較深經歷較久而推薦他；經過第二次投票，還是我最高票，我就成為《台灣學生》的發行人。《台灣學生》一開始是洪哲勝負責經費，但我們從第一期開始就進行募款，有固定的贊助者，也獲得大家的迴響，因為大家認為這是件很重要的事。一期大概印刷幾千份，都用寄送的；透過台獨聯盟系統，也有寄送到日本與台灣青年交流。

雖然我會參加這些民主活動，不過大部分都是隱身在幕後默默支持，主要是因為我太太月桂是公費生，而且也有想到之後要和太太一起回臺灣教書，不想惹不必要的麻煩。其實我在擔任臺灣獨立建國聯盟美國本部副主席之前，就經由郭倍宏的介紹去參加獨盟的相關活動，那過程中又先後認識了洪哲勝與黃再添等人，所以基本上我對獨盟的人事物算是有一定的了解。至於我後來會公開參加並接下獨盟職務的契機，是因為自己在接到境管局第二張不許入境的公文後，才決定於1989 年獨盟改選之際正式投入這些活動。

海外的民主活動與台獨運動，其實很難刻意區分，一開始我們都是透過同鄉會的活動，後來才有環保聯盟、人權協會等，透過這些活動與台灣島內同步呼吸。例如李界木比較重視環保議題，所以他在海外就會參加比較多的環保活動，而許瑞峰就比較重視人權議題，兩位也都是台獨聯盟成員。當時我們很多人都是採取這種方式，讓政治運動透過社會運動來擴大參與面，像我一開始參加的是台灣學生會，後來才在紐約加入台獨聯盟，我的介紹人是洪哲勝跟黃再添，剛開始也都是秘密活動的方式。1989 年台獨聯盟美國本部改選之際，郭倍宏擔任主席，而我是副主席，才正式公開投入台獨運動。

在我簽證延長被拒絕之後，我也透過很多管道去亞特蘭大、Washington DC 等代表處申訴，都沒有結果，後來就收到拒絕入境的正式公文。2000 年政黨輪替後，我還曾派駐DC擔任副代表，也讓人感覺到台灣民主政治變化之大。當時簽證被拒絕，是有耳聞說在亞特蘭大有位人稱趙校長的人物去打小報告，未經求證的消息指他是海工會背景，但我們要對抗的是國民黨威權體制，而不是個人；他可能也是奉命辦事，所以我們不也不會去追究個人，釐清事實就好。

由於參與《臺灣學生》雜誌的出版與後來擔任獨盟職務，所以我早就有心理準備會被國民黨政權列為「黑名單」了。這期間我一直想辦法透過正常管道申請回來臺灣，連臺大聘請我當醫學院客座副教授的聘書已經送來，仍舊無法被許可回到臺灣。於是在這樣的情形下，我深思熟慮之後，決定用自己的方式回到臺灣。在策劃回臺灣之前，我已經把房子、車子等財產手續都過繼到太太的名字下，做好應該要做好的準備。當然這個返臺的決定，太太與孩子們會很擔心，也想過自己可能一回到臺灣，就馬上被抓到以刑法一百條叛亂罪處刑，坐牢是一定會坐牢，但是不知道會被判多重，而且我也做過最壞的打算，就是在臺灣的期間會被相關情治人員給做掉，落得離奇死亡的下場。

我被列入黑名單之後，跟台灣家人的聯繫主要還是透過電話跟書信，因我知道家裡應該都被監視，所以我不會跟家裡的人說在美國的台獨活動，父親問起，我都回答：「沒有啦！」。記得有次與父親通電話，他輕描淡寫地告訴我雜事不要管太多，我也心照不宣；當時管區或是不明人士，也會偶爾出現在我家前埕和門口魚池附近。我父母沒有到過美國探望我，倒也不是被禁止出境，而是當時家裡環境不允許，我也只是個學生沒有經濟能力。我擔任警官的二哥，倒是有來美國看過我，我猜想他可能是奉命行事；可能也因為我的關係，導致他升遷比較慢。

被捕前後的經過

闖關回台是台獨聯盟安排與策劃的，我當時是冒用Jeff 的護照入境，基本上我跟郭倍宏算是第一批突破「黑名單」，「闖關」回到臺灣的人，不過郭倍宏是回來臺灣之後又出去，然後又換我回來台灣，但我的戰略是既然已經到達臺灣就沒打算再出去了。至於為什麼是由我們打頭陣，第一點大概是依據每一個人的狀況與目標不一樣所做的打算，第二點是我們比較年輕有充沛精力，那第三個原因是自己當時離開臺灣已經十年左右了，雖然這期間我會去辦雜誌，支援參與海外臺灣的民主運動，但其實我們都曉得，不管我們再怎麼參與活動與討論臺灣發展相關議題，主戰場絕對是在臺灣，一定要在臺灣實際參與，才有辦法推動臺灣民主與主體性等相關改革。

關於要如何安全的「闖關」回到臺灣，我首要信仰的哲學就是以非武力抗爭的目標來串連全臺灣，我所說的「非武力抗爭」，信仰來源是全世界各地民族獨立運動，特別是甘地、曼德拉和金恩三位領袖。從他們的相關書籍，認識到他們為了爭取人權自由與民族自主所做的奉獻與犧牲。雖然當時台獨聯盟主張武裝鬥爭，但也不排除非武力方式；當時加拿大的林哲夫組織「城鄉宣道事工會」（Urban Rural Mission，簡稱URM），也跟台獨聯盟、基督教長老教會林宗正牧師聯繫。其他各地的獨立運動，北愛爾蘭獨立運動、越南的胡志明，甚至是中國的毛澤東，這一些故事多多少少有些影響。

我不做任何激進的行為，但這不代表說我都躲起來沒有動作，我平均一個月一定至少要出來外面一次，例如當時第四台已經開始營運了，就可以事先拍攝錄影帶再拿去播放，那有一位名字叫邱國禎的記者他也不怕死，就常常對我做錄影帶專訪，有時候我們就約在花蓮、臺東等地方進行，我記得那時候的專訪，很多一同聚會的朋友都相當興奮，因為他們碰面的是我這個國民黨通緝的要犯，而且當時臺灣人都很衝、很勇敢又很熱情，所以大家知道有這樣聚會的消息之後，都會想要見面互相鼓勵或者交換意見，那聚會的期間，或許有些人會因為太興奮而不小心跟會外的他人分享說：「我剛剛和李應元見面吃飯……」之類的話，所以當時我們就先有個君子約定，除了對我們聚會的行程保密之外，還規定說一定得確保我個人離開該地五個小時到達西岸之後，他們才能夠就地解散，否則從東部往北回到西岸，基本上只有一條蘇花公路可以走，真要被抓到是無路可逃的。

最後大家也真的能夠遵守約定，而我才能夠有辦法活這麼久。除此之外，我就運用心理學與統計學的原理來跟國民黨政權周旋，當然我的朋友們都覺得我行事太過大膽，不小心可能會擦槍走火失事，但是我是認為自己很有分寸，該動的時候動如脫兔，該靜的時候靜如處子，雖然會出來接受採訪或參加活動，但

是我也可以一直待在我臺中一中學弟山上的房子，每天他就煮飯給我吃、買報紙給我看，將近一個月的時間我就關在房子裡面，不跟外面接觸，因為我要讓大家知道，其實我是可以很冷靜的面對這一切。而且在這期間我絕對不跟人家互通電話，因為我知道情治單位一定可以藉著通電話的線索，以及和誰通電話的密度來追尋我的行蹤，所以我跟別人聯絡都是用B-B-CALL，我會運用統計學、程式學的概念設定公式給掩護我的朋友，每天換call 點，感覺就好像是當兵每天換口令，那沒有交代的話就自動換口令，所有號碼過來的時候都有加減乘除，之後才會變成真正的號碼，那才有辦法進行通訊聯絡。此外，我平均都有兩到三個地方可以待，待久了或是苗頭不對的話隨時都可以搬家。

有一次林宗正牧師拿證件還是什麼資料來找我，並勸導我說臺灣現在的氛圍很敏感，不願我在這邊受苦，希望我可以出國，我聽了當下當然覺得他是好意為我想，但是我回他說：「我已經做好決定了，既然會回臺灣，就沒有想過放棄臺灣而再出去……。」就這樣談話談不到半小時左右，突然有警察來臨檢，本來我是想說準備繩子從出口的另外一邊跳下去，但是我一看有五層樓的高度，實在是不安全，就決定放棄而冷靜的去開門，我一開門就看到拿著雨傘和佩掛著槍的警察，他們就來盤問我一些類似「叫什麼名字」、「在做什麼的？」的問題，大概是因為那當下才早上十點多左右，警察疑惑為什麼一個好手好腳的男人沒有去上班？所以才對我感到懷疑。那我就回答說自己是位作家，剛好我房間裡又有一堆書籍擺在地板上，因此我就對他們比比我房間裡的書，並且從容的邀請他們：「坐坐坐，進來泡茶……」，那警察就檢查我的身分證等證件，當然這些證件資料都是假造的，好讓我可以應付這種突發的臨檢狀況。警察問了幾個問題並檢查我的證件之後，就半信半疑的離開了。事後，我們自己人在討論，想說警察好好的為什麼會來我的住處臨檢？但我個人是猜想，應該不是因為他人的密報消息才來的，而是住處樓下管理員看到林宗正牧師來，他覺得林牧師是陌生人，才會請警察幫忙了解。總之，經由這件事情之後，過沒多久我就從那個地方搬走了。

其實我沒有仔細想過，自己回到臺灣後到底多久會被國民黨抓到，只想到說一定要完成我想要達成的目標之後，再主動投案。況且當時國民黨政權不斷地說一定要緝捕我，對我灑下天羅地網。不過最後我竟可以和國民黨周旋了大概一年兩個月，除了我命大之外，當然也要感謝各位海內外親朋好友的協助，例如秋滿姨、林宗正牧師、陳明仁與陳婉真等人，他們都掩護過我一段時間，初期主要都是他們去做串聯介紹其他人來協助我，否則很多幫助我的人原本我都不熟，要不然就彼此根本不認識。此外，時任嘉義民進黨黨部的執行長吳溪瀨和劉先生（阿國）也先後當過我的司機，陪我全臺灣走透透，我還記得吳溪瀨在車上都會放〈回鄉的我〉這首歌，所以這首歌我到現在都相當會唱。另外，我是很後來才聽廖宜恩對我說，在我們這批「黑名單」人士回來之後，就很積極的籌組台灣教授協會，一來是想說讓這些從海外回來臺灣的年輕教授可以組成一個專業協會，二來也剛好藉由這樣的時機讓我加入會員，進而做一個聲援的動作。

在我回臺灣的期間，恰好先發生了獨台會事件，這案件發生的當下，親朋好友都以為我被抓了，但事實上我知道了這件事之後，仍按照自己的步驟在過生活，並沒有因此而改變我的行事作風。當時我的感覺是認為那個案件是國民黨故意羅織的，如果要抓史明本人的話，我們還可以稍微理解，雖然老先生他那時不在臺灣，但是卻無緣無故去逮捕清華大學的孩子，所以就此點而論，我覺得國民黨是藉著這個案件，策略性的來測試我們這些人的能耐，還有大眾對此議題的關注程度。

其實我本來就有想說自己總有一天會被逮捕，而且自己也決定在某個特定時間主動「從容就義」，所以才會預計策畫在1991年9 月8 日，蔡同榮所辦的公民投票大遊行中現身，我之所以會選擇那個時機現身然後入獄，第一是因為大遊行是一個大型的群眾運動，相同理想者可以藉此互相鼓勵交流，二來當年年底有選舉活動，也可以協助造勢聚集人氣。然而就在這策畫聯絡期間，大概是因為自己想說差不多要現身了，整個感覺都有些放鬆大意，所以我於9 月2 日在御書園等待朋友的消息時，看書回神之後，才發現我的旁邊已經坐滿了假扮情侶或學生等身分的調查人員，後來有一位調查人員就走向我並問說：「你是李應元先生嗎？」我聽到他問的這個問題之後，大概就知道他們是來逮捕我的人，所以也沒多做掙扎，等到他們確定我的身分完後，就把我的皮帶與眼鏡通通拔掉，三個人架著我到樓下坐公務車，大概是因為他們覺得我這個人抓一年多都抓不到，一定是有什麼功夫，然後最後終於抓到我而怕我脫逃，所以他們每一個人都氣喘吁吁顯得很緊張，於是我見狀就不疾不徐的對他們說：「別緊張，吃個口香糖吧！」總之，我就這樣被抓去臺北市調查處了。

其實我會在參加蔡同榮所辦的公民投票大遊行之前被逮捕，除了是我自己疏忽大意之外，我猜測應該是由於他們調查人員有受到上級郝柏村的壓力，又加上這麼久的時間都抓不到我，所以他們就很用心的調查我們的習性與活動範圍，布下幾個我們可能會去的地方，進而守株待兔蹲點，有風聲的話機動組就馬上行動。那他們可能覺得我生活單純又喜歡讀書，因此應該是會喜歡去可以念書的雜誌型咖啡館，結局果真如此。

土城看守所生活

我被逮捕之後先被送到臺北市調查處，待的那個空間大概就一坪多一點，當時就有一批一批的調查員進來對我盤問，他們偵訊的態度基本上還算是不錯，只有一個人在偵訊的時候講話比較大聲，但我語氣還是很和緩的跟他說一些我非暴力抗爭的思想。我不知道我在那個空間實際待了多久，大概至少有兩個鐘頭左右吧？！當時電視新聞有播報，然後他們有拿一碗麵給我當晚餐吃。吃完一陣子之後，就再把我送到高等法院檢察署，但在高檢只有簡單問訊後，就送到土城看守所了。

在移送看守所的期間，因為要銬手銬，我為了不要被銬起來還跟他們談了20 幾分鐘，後來實在是沒辦法，我就跟他們說：「因為你們的職責是要銬我手銬，但是我也為了捍衛我的自由而堅決不被銬，要不然就折衷銬兩隻手銬，一隻手銬一付手銬，這樣你們對上級也有交代，而對我想捍衛自由的目的也達成」，這才真正達成共識。我記得我走出看守所的時候，就有很多媒體來報導，我還隱隱約約聽到有人對我說「李應元加油」的字句，我聽到之後覺得那些人真的很勇敢，而我彷彿得到鼓勵與信心一般，就這麼帶著微笑，對大家揮揮手並走進看守所。其實說真的，我當初在那個時代下參加臺獨運動，對於自己可能會被逮捕的事情，心中早就做好心理準備了，所以真的發生逮捕這件事並不會感到太過恐慌。

在看守所期間，有很多海內外的人都相當關心我，不管是宗教界、學術界、社運界或是政治界的親朋好友，像是陳水扁、葉菊蘭女士、吳新英教授與李鎮源院長，以及陳銘城、邱國禎與撰寫「老包專欄」的詹錫奎等人，當然還要感謝各行各業默默在背後支持聲援的人。當時我被抓去之後，我臺大公共衛生系的老師吳新英教授，當時年紀已經很老了，還特別拄著拐杖來看守所看我。此外，陳師孟和林山田等人也帶著李鎮源院長來看守所探望，並且拿著三、四十個人的簽名慰問卡給我。李鎮源院長是我讀臺大醫學院的院長，他來探監會面的時候，我對他說我記得李院長在開學第一天新生訓練的時候，曾經對我們這些新生說過要「對社會負責任」之類勉勵的話，通常學生都不怎麼愛聽臺上長官在講話，所以我跟李鎮源院長說這個往事之後，他聽了覺得很感動。在看守所的時候，李鎮源院長對我說，不管是民主還是人權觀念的種子，已經在他心中隱藏了四十多年了，在1950 年代的時候，他才剛出來社會工作不久，他的同學和朋友們像是許強等人都是很優秀的人，未來有著大好前途，但卻因為白色恐怖的關係而被槍決，所以他一直為此感到非常傷心與遺憾。後來李鎮源院長願意出來擔任廢除刑法一百條的總領隊，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因素交錯觸發而起，但不知道是否主要與這個因素與談話內容有關，這已經有點無從考證，不過我後來再回想這整個過程，我認為1950 年代的這個案件過了這麼多年，他仍未忘記，在當時那個時機點也願意擔任「100 行動聯盟」的總領導，並於往後更持續參與推動民主與人權改革，或許是壓抑許久對白色恐怖、對人權侵害的不滿在那時迸發了出來。

在監牢期間，我是被關在獨居房，連放風的時間都跟別人不一樣，入獄一段日子之後，遷移到一般的房舍，後來像是張燦鍙、王康陸與郭倍宏也跟著入獄。當時我們雖然都各自被關在不同的牢舍裡，但是都可以透過葉菊蘭女士的關係而偷偷互通訊息。當時葉菊蘭女士因為是立法委員的關係，可以申請特別會見，她在美國的時候就曾經對我們這些「黑名單」人士說過，如果我們回來臺灣而被逮捕坐牢的話，她一定會來監獄看大家，後來我們真的入獄，這位大姊頭真的說到做到，固定每個星期都會拿她炒的菜來探監。那她來跟我們會面之後，我們就會跟她說我們現在的情況，而她也會對我們說外面的局勢，例如會談一些「廢除刑法一百條運動的狀況為何？」、「我們會怎麼被判刑？判刑多久？」之類的消息。

被釋放後的心情

就在台大醫學院院長李鎮源以及陳師孟、林山田教授探望我後，黨外人士也積極籌組廢除刑法100 條聯盟，到後來整個運動氣勢非常盛大。加上，當時民進黨已經成立，也在積極推動廢除刑法100 條。最後運動成功，最主要的關鍵可以說是整個社會的「民氣」。後來經由1992 年5 月16 日刑法100 條的修正通過，我就在1992 年5 月23 日被當庭釋放，到了5 月30 日高院宣判內亂罪嫌部分免訴，涉嫌國安法入境的問題從8 個月減為4 個月。釋放後的當下，心情當然是輕鬆不少，也不會因為這件事，而放棄我想要為臺灣盡一份心力的想法，反而更加促使我全力投入民主、人權改革運動。

此外，關於白色恐怖資料跟檔案資訊的公開部分，現在好像是要申請專案做研究才能夠查閱吧，一般民眾似乎不好申請。我個人是認為很多檔案的確是有它的敏感性，但隨著臺灣民主自由的發展，大家應該要以更開放、包容的心態來面對這些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歷史紀錄，雖然現在我們已有了回復名義、補償的這些措施，可歷史真相的流傳還是相當重要的，是釐清真相的重要一環，毫無疑問該開放就得要開放，不管對錯都應該要留下證據給後人了解。除此之外，對我而言更在乎的是期待臺灣趕快落實世界人權的全面性內容，當中包括如身障者工作權或者是同性戀的人權等等，未來要繼續努力。

【關於本書】

「黑名單」基本上指的是戰後對於人民入出境管理制度下所衍生的限制名單，也就是被國民黨當局列管的限制出入境相關人士。在威權體制下，黑名單由於牽涉到人民的入出境及居住遷徙自由，是相當重要的人權課題之一。本書原為「研究調查案」，因此口述歷史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在口述歷史中參與訪問、整稿的包括張書銘、游淑如、李育慈、葉亭葶和周俊宇；各篇訪談整稿，再經過主訪人修改完成，而有這本書的出版。希望這本書的出版，可以提供國人對黑名單制度及其運作的進一步的認識，同時也可以提供後續黑名單更深入研究的基礎。

【關於編者】

薛化元，1959年生，台灣彰化人。臺灣大學歷史學博士，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歷史系合聘教授，專攻為臺灣近代現代史、中國近代思想史、憲政史。曾任：政治大學文學院長、台灣史研究所所長歷史系主任及台灣歷史學會理事長（會長）。著有：《民主的浪漫之路：雷震傳》、《戰後臺灣歷史閱覽》、《台灣地位關係文書》、《「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民主憲政與民族主義的辯證發展：張君勱思想研究》、《晚清「中體西用」思想論》、《台灣貿易史》（合著）、《戰後臺灣人權發展史》（合著）等書；另著有學術論文數十餘篇。

許文堂，法國巴黎大學博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副研究員、台灣教授協會會長

本文摘選自作者著作《戰後「黑名單」問題之調查研究》（允晨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