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工的移動向來是太平洋世界的特色，太平洋的經濟活動與文化不僅不受陸地的界線所局限，甚至常常延伸到遙遠的海外。世界上幾乎每一個角落，都有人們熟悉的華埠，當地「唐人街」的景象與聲響蔚為特色。有些華埠就跟族群飛地差不多，只有幾間餐館和小店。但也有些華埠是出了名的富商居住區（只是多半過於誇大）；譬如，馬來西亞、印尼與新加坡華埠相當顯眼，不時成為本土主義者排外暴力的目標。
社群內部同樣有階級高下。在馬來西亞與香港，華裔中產家庭常有人幫傭，多半是來自印尼東部貧窮地區的年輕婦女。有人是出於幫助家裡的願望，像是蘇珊娜（Susana）就告訴研究人員，說自己的家鄉發生地震：「我們的房子沒了。我想出門賺錢……。我遇到曾經幫傭過的親戚……就這樣開始，我決心前往海外。」年輕女子麗卡（Rika）喜歡旅行，她認為離家之後「說不定會認識新的人」，於是趁機到村子以外的世界看看。
也有不少人覺得到海外工作非常辛苦。妮提（Netti）就說：「有一天，我爸媽告訴我有很多人對於我離開指指點點，說我是去賣身。」這種恐懼並非空穴來風；村子與城鎮裡流傳著年輕女子被吉隆坡等大城市的集團囚禁，賣為性奴隸的故事。通常的情形是，拉皮條的人相中她們，提供保母或清潔工的工作機會，接著偷走她們的文件，有時候還會下藥，把她們關在城裡的妓院，嚴加看守。
即便是合法工作，有時候也和做長工差不多。婦女移工發現自己的工作極為沉重，有些人會挨打，許多人則遭到雇主家庭虐待。新聞報導中往往有女子遭執數年，或者為了逃跑而從公寓大樓跳下，結果重傷的消息。
新聞採訪與犯罪調查跟進太平洋各地的勞動場所展開踏查。在美屬薩摩亞，一間成衣工廠的老闆被控對廠內形同囚犯的越南與華人員工「體罰，非人待遇與強迫勞動」。工人若非未獲得薪水，就是支票金額遭苛扣「手續費」，人身自由受限，有時一次餓好幾天，反抗的話還會遭到警衛毆打。承包這些成衣的是一間韓國包商，成品則運給洛杉磯的買家。
但對於陷入貧困已久的太平洋窮國來說，這些風險、危險並不足以阻止他們在海外開拓移工市場。就菲律賓等國而言，海外移工已經成為民族認同的一環；移工透過回匯經濟，對母國直接做出貢獻。菲律賓勞工常常簽下長約，尤其是在美國、中東、馬來西亞與加拿大工作，而後把錢寄回給島上的家人。他們在海外工作帶來的存款，構成菲律賓經濟的一環。馬尼拉機場的入境窗口專門為海外移工開闢專線，媒體報導則講述這些勞工的自豪之情與工作壓力，有些勞工甚至成為受人愛戴的庶民英雄。
先是總統、後是獨裁者的斐迪南．馬可仕鼓勵這種浪漫而忠誠的菲律賓人形象，稱呼生活在海外的菲律賓人為「歸鄉遊子」（balikbayan）──源於他加祿中指稱對故鄉與大家庭情感依附的詞彙。這些遊子展現出傳統菲律賓對親族關係與文化的想像，同時又生活在一個能接觸到菲律賓人想得卻不可得的西方消費商品、薪水與教育的世界。在本國發展這種形象，成為國家政策的一部分。
但馬可仕同樣以自己的統治為中心，打造個人崇拜，照顧側近，讓關係密切的人得到合約，並逼迫反對者流亡海外。等到他的強硬策略在一九七二年化為獨裁統治，禁止所有異議之後，政治上與經濟上的不滿之情也逼近臨界點。一九八三年，馬可仕的主要政治對手之一──班尼格諾．艾奎諾（Benigno Aquino）結束流亡歸來，打算挑戰這名獨裁者。然而，甫抵達馬尼拉機場的艾奎諾才剛走出飛機，迎向群眾的歡呼，就遭人槍殺身亡。
此事成為馬可仕政權走向終局的起點。班尼格諾．艾奎諾的遺孀柯拉蓉（Corazon）並非政治領袖，也沒有行政經驗，卻是強大的馬可仕意料之外的挑戰者。她似乎沒有打算爭取領導權，只不過是個非命之人的寡婦。不過，在天主教學校受教育、個性好學、形容自己「平凡」、頂著蓬亂髮型、掛著一副大眼鏡的柯拉蓉．艾奎諾顯示出自己的演說天分。她不僅有過人的說服力，而且對於馬可仕的飛揚跋扈早有怨言的菲律賓人，也確實深受她的儀表談吐所吸引。他們管她叫「阿姨」。
馬可仕嘲弄她不過是個女人，但他嚴重錯估了民族之情的翻騰──激情的目光集中在艾奎諾遺孀堅強、虔誠、有禮的形象，神似荷西．黎剎正氣凜然、抵抗暴政的神聖特質。身為虔誠天主教徒，柯拉蓉展現自己的靈性特質，彷彿非暴力抵抗的化身。她以精妙的言論挑戰馬可仕，明白表示自己沒有撒謊、偷竊或殺人的經驗。
雖然形象有如政壇新人，但她其實並非新手。她嫁入的是關係良好的政治世家，同時是一號有能力團結敵對派系的人物；她帶領示威集會，發展為「人民力量」（People Power）運動。她一現身，街頭示威群眾一片沸騰，市中心為之癱瘓。馬可仕推動大選鞏固自己的權力，而選舉卻明顯有舞弊情事，民眾跟警方與當局的對立局勢愈演愈烈。一九八六年，馬可仕在國內眾叛親離，又受到國外壓力，終於被迫下台。柯拉蓉．艾奎諾在一九八六年成為菲律賓第十一任總統。
新政府的成立雖是菲律賓庶民政治的分水嶺，實則難以撼動盤根錯節的權力機制。其中一項沒有改變的事情，就是全球就業與勞動帶來的挑戰。太平洋各島制定政策的人，都會談到玻里尼西亞與美拉尼西亞的「MIRAB」（遷徙［migration］、回匯［remittances］、援助［aid］與官僚［bureaucracy］的縮寫）狀態。一切皆有賴移工把支票寄回本國，有賴外國政府提供援助。有些MIRAB經驗是以大洋洲家庭為中心，一家人會考慮把哪一位成員送出國工作。這樣的做法創造出跨國的親屬與回匯網絡，跨越了經濟、政治與文化疆界。
以菲律賓而言，艾奎諾和馬可仕都體認到移工對菲律賓經濟的重要性。這些移工不是住在海外、在新家園為權利或公民權奔走的遊子，而是契約在身、把錢跟生意帶回給菲律賓家人的候鳥。
海外工作雖然是一項契機，但也相當艱難。過去數十年間，工業國家享受著戰後的經濟奇蹟，而此番榮景是建立在民間產業復甦，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低薪外籍勞工身上，尤其是來自前殖民地的勞工。柯拉蓉試圖在全球化的經濟中駕馭貧窮的現實。身為女性的她，特別在一九八八年與在香港幫傭的家事移工會面，表示「你們是新的英雄」。
努力讓海外工作的菲律賓勞工得到多一分尊重，這可是饒富意義的一刻。儘管有許多人擔任教師、護理師、醫生與工程師，但各國政府往往把菲律賓人看成不重要的低技術服務業勞工。一九九五年三月，芙蘿．孔甸普拉希翁伏法，一切的緊繃與苦澀成了國際焦點。孔甸普拉希翁為一個新加坡家庭作幫傭。一位與她相識的菲律賓移工德麗雅．瑪嘎（Delia Maga）遭人勒死，瑪嘎負責照顧的小男孩也溺死在浴缸裡。警方逮捕孔甸普拉希翁，指控她犯下兩起謀殺，而她對兩起罪行也供認不諱。
但是，有目擊證人指稱，芙羅．孔甸普拉希翁實際上遭到雇主霸凌、限制行動。新加坡法院面臨示威浪潮，菲德爾．羅慕斯（Fidel Ramos）總統執政的菲律賓當局也為之震動。對於成千上萬的海外勞工，以及飽受輕視、忽視與虐待的家人來說，孔甸普拉希翁成了一位凝聚他們的人物。她憑藉自己在新加坡的工作，養育留在菲律賓的四個孩子。羅慕斯採取不尋常的行動──他親自請求新加坡政府推遲死刑，但遭到拒絕。羅慕斯的政敵抨擊他比起關心菲律賓女工的生活，更關心與新加坡的生意，而馬尼拉政府則撕毀一系列合約與合作。孔甸普拉希翁遭到處死，遺體送返菲律賓。.
總統夫人愛梅麗塔（Amelita）來到機場迎靈，成千上萬的群眾隨著她的靈柩來到聖巴勃羅（San Pablo）。主教狄鐸．巴查尼（Teodoro Bacani）在此主持了一場人數爆滿的彌撒，莊重地說：「她象徵著數百萬因家貧而到海外碰運氣的菲律賓人。」《菲律賓每日詢問者報》（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記者孔拉多．基羅斯（Conrado De Quiros）在報導中提到，孔甸普拉希翁遭到處死，「總結了這個國家無止盡承受的剝削」。他沒有為這個悲痛要求正義的國家獻上一段輓歌，而是針對漫長的歷史與未來的挑戰提出警告：「我們要抓狂了。」
＊作者馬特‧松田（Matt K. Matsuda），美國紐澤西州立羅格斯大學歷史系教授，研究領域為現代歐洲與亞太比較史，長期關注太平洋歷史研究。本文選自作者著作《我們的海：一部人類共有的太平洋大歷史》（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