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你前兩天在《紐約時報》撰寫文章說，習近平陷入了獨裁陷阱。對中國人來說，未來五年有什麼危險？
謝淑麗：你應該記得鄧小平對毛澤東政權的批判。他非常明智，他批判的不是毛澤東個人，而是權力過度集中導致任意決策的制度。我們在習近平的政權中也看到了這樣的武斷決策。有時，他出於自己的原因非常突然地做出某種決定，卻給整個中國帶來負面影響。
2021年對私營部門的打擊就是屬於這一類。我是說，雖然可能不像毛澤東的「大躍進」和「文革」的武斷決定那樣具有災難性，但它肯定導致了大學畢業生失業率的增加、私營部門的巨大損失以及中國創新經濟活力的喪失。『零疫情』政策，將所有資源都投入到檢測而不是疫苗接種上。所有這些封鎖措施也在傷害中國。當然，還有許多外交政策選擇導致了國際反彈，這對中國也不利。
所以我想說，除非習近平能夠與其他領導人分享更多的權力和責任；（但）如果這是『強人統治』，那麼，這對中國來說不會是一個非常好的五年。
（編者註：為了防止權力過度集中導致任意決策，1980年代鄧小平廢除領導幹部職位終身制，並對國家主席任期進行了限制。2018年3月，習近平通過修憲，廢除了對任期進行的限制，為自己的第三任期鋪平道路。）
記者：說到『強人統治』，你在書的第七章專門講述了習近平的『強人統治』。在這一章的開始，你說習近平對中國的統治一開始並非這麼強勢的，甚至他自己顯得有些「脆弱和不合法」。 政治元老們選中他是因為他是習仲勳的兒子。你也提到，他的「工農兵」大學生身份也讓人覺得他在智力上比正式通過高考上來的學生「低人一等」。你是在暗示習近平有「自卑情結」嗎？他的「強人統治」與「自卑情結」有關嗎？
謝淑麗：這不是我的意思。作為政治學者，我很久以前就學到了一件事，那就是我真的無法深入到政治人物的頭腦中，我能做的就是分析和理解並希望闡明政治體系和制度的動態變化，以及這樣的動態關係為體系中的政治人物創造的各種激勵措施。所以，我更關注的是體系的特徵而不是他的個人。
記者：看上去中共黨內也有很多人並不滿意習近平和他的政策，包括黨內的精英們。為什麼在現在的中國無法形成有意義的或是可信的制衡力量？
謝淑麗：組織起來抵抗一個控制著警察和軍隊的獨裁領導人非常非常困難。再加上現在所有的監控手段以及一些列寧主義的規定，反對黨內精英共謀的規定。即便是相互交流和社交也不被允許。這些禁止相互交往的規定表明他們有多擔心領導層可能產生分裂。所以，組織（這樣的抵抗）非常困難。
我相信其他領導人對習近平很可能不滿意，因為（他）缺乏權力分享，也因為他的決定帶來的負面後果，但是，他們很難對此採取任何行動，即使是以和平協商的方式。我們不是在談論政變的可能性，我說的只是接近他（approaching）並提議在高層進行重組，以便有更多的權力分享。比如說，讓其他一些領導人也擔任一些領導小組和委員會的領導職位，並擁有更多的集體決策過程。 （相關報導： 「習近平不准媒體監督，他只想要宣傳機器」美聯社專訪流亡央視記者：沒人能再限制我 ｜ 更多文章 ）
有時，他們可能真的很害怕。你知道，我過去常常在想，如今的中國領導層應該不會像過去的領導層害怕毛澤東那樣害怕習近平。他們那樣的害怕，害怕到他們在文革中跟隨他，即使是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他們自己和家庭的垮台。他們為什麼跟著他？為什麼他們在文革中沒有更多的抵抗？他們是被嚇倒了嗎？也許就像過去的領導層被毛澤東嚇倒了一樣，今天的領導層被習近平嚇倒了？我不太清楚，但這絕對是一個值得問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