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劍虹觀點：辛亥雙十111年─談談大家心中不同的中華民國

明天是10月10日，即武昌起義111年的紀念日，然而在滿清被推翻滿111年的今天，到底什麼是中華民國，兩岸人民尤其是台灣人民內部還存有巨大爭議。最常見的爭議，就是到底中華民國還代不代表中國，與1949年以前大陸的歷史還有沒有連結。部分台灣人因為不知道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乾脆放棄了對中華民國的認同，轉而成為台獨或者中共的支持者。

中華民國今天的處境，看似十分憋屈，似乎爹不疼娘不愛，因為想要徹底否定中華民族主義的人，除了移民海外之外還有一個推動台灣永遠脫離中國的選項。而想要徹底擁抱中華民族主義，主張兩岸終極統一的人，如今似乎也越來越說服不了自己是否該繼續擁護中華民國下去。過去高喊捍衛中華民國口號的台灣深藍族群，如今言論甚至比大陸的小粉紅還要更加的小粉紅。

不過我們回顧過去111年的歷史，雖然中國乃至於中國國民黨內部不同勢力分分合合，但是中華民國卻是各勢力中接受度最高的國號。比如北伐統一以前的北洋政府與國民政府，抗戰時期的重慶國民政府與南京國民政府，都奉中華民國為正溯，差別可能只是在於北洋政府用的國旗是五色旗，而且不以孫中山為總理或者國父而已。

當然這111年在華夏大地上出現的各勢力，並不是每個都如北洋政府或者國民政府那樣自視為中華民國的道統，比如蘇聯扶持的蒙古人民共和國、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與日本扶持的大滿洲帝國就以脫離中國獨立為首要目標。縱然滿洲國皇帝溥儀可能還有重新入主中原的野心，不過就算他能夠如願，也是重新建立大清帝國而不是搶奪中華民國的法統。

至於其他想要入主中原的政權，有袁世凱的中華帝國、李濟深的中華共和國、中共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以及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上述四個不同意識形態與不同時期的政權，都是以推翻或者消滅中華民國為目標，就不在我們的討論範圍了。到底過去111年來，那些號稱捍衛中華民國的人們心中的中華民國應該是什麼樣子才是這篇文章討論的關鍵。

立憲派與革命派之爭

北洋政府與國民政府之爭，某種意義上其實就是清末立憲派與革命派之爭的延續，前者主張仿效英國和日本的制度實施君主立憲制，後者則主張打破一切舊制度，重新建立新的共和秩序。立憲派與革命派一樣，知道滿清皇朝的封建與專制思想已不符合世界潮流，但是他們認為貿然推翻皇權只會給中國社會帶來混亂。

畢竟過去3,000多年來，中國人已習慣在皇權的統治下過日子，不知道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為何物。推翻皇帝的結果，只會讓手中握有兵權又有不同地方淵源的所謂新軍將領們成為軍頭，從而導致天下大亂。他們主張以循序漸進的的手段讓中國與國際社會接軌，慢慢成為現代化的國家，再經由和列強談判廢除不平等條約。 （相關報導： 許劍虹觀點：「一號作戰」與中共崛起 ｜ 更多文章 ）

夾在保守派與革命派之間的立憲派，從洋務運動以來歷經不少犧牲，但也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比如慈禧太后終究還是在1905年推行了新政，整個帝國政在往他們期待的體制內改革道路上前進，只是最後滿清皇朝還是太不爭氣的在1911年被推翻，於是立憲派轉而擁護北洋政府，期望能盡可能的在中華民國的制度下延續大清帝國的改革成果。

倒是原本主張走美國民主路線的革命派，因為始終無法得到西方承認的關係而越來越激進，走上了法國大革命雅各賓派（Jacobins）以及俄國革命布爾什維克黨人（Bolsheviks）的暴力革命道路，主張打倒和推翻一切的現有機制。尤其是孫中山採取聯俄容共路線後，無論是廣州國民政府還是後來汪精衛領導的武漢國民政府都是如此。

立憲派漸進式改革的道路其實是比較符合中國利益的，可惜從袁世凱去世以來，北洋政府無法控制住各派系的軍頭，讓國家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這是中國知識份子所沒有辦法接受的。對統一的渴望是推動國民政府北伐勝利的一大原因，這場派系之爭的結果是以國民政府取代了北洋政府收場，但卻不代表革命派贏得了終極的勝利。

反蘇與親蘇之爭

領導國民革命軍北伐的蔣中正，雖然以孫中山信徒自居，本身卻是滿清末年的新軍出身。蔣中正反對中國重回帝制時代，也對軍閥割據的局面深惡痛絕，但對滿清末年取得的一系列改革成果卻是持尊重與激賞的態度。畢竟如果沒有這一系列從洋務運動以來推行的改革，就不會有他被送到日本學軍事的結果，因此蔣中正本人對立憲派並不持全面否定的態度。

相反的來自浙江的他，在廣東人掌握大權的革命派群體裡並不吃香，始終遭到胡漢民與汪精衛等黨國元老排擠。雖然在孫中山支持下當上了黃埔軍校校長，他在中國國民黨的地位裡還比不上有汪精衛提拔的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毛澤東，畢竟對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國民黨而言，黨指揮槍的原則是不可以放棄的。

哪怕是在軍中，都有如鄧演達這樣的挑戰者對蔣中正的地位虎視眈眈，關鍵就是在於這些反蔣勢力背後有老大哥蘇聯的支持。蔣中正早從參加革命以前就對俄羅斯這個國家沒有好感，在武昌起義後甚至還有中國應該與西方還有日本聯手瓜分帝俄的想法。1923年對蘇聯的訪問，更是讓他對蘇維埃紅色帝國主義的提防大幅增高，認定聯俄容共政策持續下去將導致中國淪為俄國的傀儡。

鑒於中共早年是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共產國際的總部又設在蘇聯首都莫斯科，所以反蘇與反共兩個觀念基本上是連結在一起的，就如同親蘇與親共是連結在一起的一樣。所以蔣中正在1927年4月下令清黨後，他的南京國民政府立即與主張聯俄容共的武漢國民政府產生對立。

可汪精衛與蔣中正的對立，其實是「以黨領軍」還是「以軍領黨」的路線之爭而已，他並不打算讓中國國民黨淪為中國共產黨的附庸，更不打算讓中國淪為俄國的傀儡。於是當他得知蘇聯打算透過中共控制中國國民黨與中華民國之後，汪精衛立即實施「和平清共」，武漢國民政府與南京國民政府終於合二為一，確立了中華民國政府延續至今的反共抗俄基本國策。 （相關報導： 許劍虹觀點：「一號作戰」與中共崛起 ｜ 更多文章 ）

擁蔣與反蔣之爭

反共抗俄國策促使國民政府團結到了一起，斷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國民黨還有中華民國體制內奪取政權的路，於是中共在共產國際指使下公然否定中華民國存在的正當性，成為了名符其實的叛國政黨。然而反共抗俄的共識，並沒有讓國民政府還有中國國民黨內的反蔣勢力就此擁護蔣中正，各式各樣打著中華民國旗號的武裝造反事件仍不斷發生。

其中規模最大，最為有名的是由山西軍閥閻錫山聯合西北軍元老馮玉祥以及桂系將領李宗仁發起的中原會戰。這場戰役發生在1930年5月到11月，兩支隸屬不同陣營的中華民國國軍在華夏大地上打了半年之久，直到裝備最為先進，訓練最為精良的東北軍在張學良領導下入關協助中央軍平亂，才以蔣中正取得勝利告終。

然而中央政府也不過是擊退了各派系軍閥的挑戰而已，還是沒能實現全國真正意義上的統一。接著汪精衛等一幫廣東籍的黨國大老，又為了抗議蔣中正軟禁胡漢民，聯合廣東軍閥陳濟棠於1931年5月29日在廣州另立國民政府。廣州國民政府起初試圖爭取日本支持，沒想到不到四個月就發生了關東軍併吞東北的「九一八事變」，迫使他們在國難下不得不低頭回歸南京國民政府。

接著又因為蔣中正為了替國家爭取抗日的時間，對日本侵略中國的行為採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引發國民黨內眾多軍頭以此為藉口趁機造反。先是馮玉祥在中國共產黨支持下成立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以抗日之名行反蔣之實，可是這支武裝力量實際上只有與日軍扶持的傀儡武裝蒙古軍一戰的脆弱實力，最終在中日兩軍的夾擊下被擊潰。

到了1936年，李宗仁又聯合陳濟棠反對蔣中正，是為「兩廣事件」，與馮玉祥一樣是打著抗日旗號搞地方割據。然而此刻就連兩廣的青年軍官都看破了這些軍頭的手腳，知道中國持續這樣分裂下去將不具被統一抵抗外侮的實力。最後他們以集體投奔中央政府來表明自己抗日的決心，確立了中國只能在蔣中正領導下對日抗戰的事實，擁蔣派取得了最終勝利。

親美與親日之爭

確立蔣中正成為抗戰領袖的另外一個因素，來自於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劫持了蔣中正，而蘇聯卻在西安事變中採取了支持蔣中正的立場，斷了毛澤東公審槍斃蔣中正的念頭。伴隨著對日抗戰全面爆發還有中國共產黨發表「共赴國難」宣言，中共暫時回歸了中華民國體系，直到日本投降前都不具備推翻國民政府的條件。

史達林（Joseph Stalin）始終把納粹德國而非日本視為頭號威脅，所以在與日本簽署《日蘇中立條約》之後，同樣也是暫時宣告別離亞洲，放任中國共產黨在中華民國的旗號下獨立發展。於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擺在中華民國眼前的兩條路就是到底該與美國合作繼續抗戰，還是轉而與日本合作共同建立「大東亞共榮圈」。

蔣中正雖然留學日本，卻從中國傳統遠交近攻的角度出發，打從一開始就認定蘇聯是中國第一順位的敵人，日本是中國第二順位的敵人，英美兩國是合作對象。再加上他從北洋政府延攬過來的頭號外交官顧維鈞留學美國，他的夫人宋美齡更是成長於美國，蔣中正領導的重慶國民政府自然採取200%的親美外交。 （相關報導： 許劍虹觀點：「一號作戰」與中共崛起 ｜ 更多文章 ）

當然最重要的，是蔣中正相信美國一定會在太平洋戰爭中戰勝日本，沒有人會選擇跟注定失敗的一方站在一起。汪精衛起初也非一面倒的支持日本，而是希望中國能夠保持中立，等到美日雙方打出一個勝利者後再選邊站。然而日軍在太平洋戰爭初期取得的勝利，顯然讓汪精衛沖昏了頭，相信東昇西落的時代已經到來，做出了與日本同進退的決定。

以捍衛中華民國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的角度出發，親美與親日只是路線上的選擇，本身沒有絕對的對或者錯。問題是日本帝國率先發動侵華戰爭，奪走了滿洲國又肆意屠殺污辱中國民眾，讓汪精衛政權的主張從一開始就站不住腳。更何況美國最後以壓倒性的強大國力擊敗日本，中華民國則搭上順風車成為了世界四強，更讓蔣中正的親美路線贏得了絕對的勝利。

民主與威權之爭

對於像蔣中正這樣同時具備立憲派與革命派色彩於一身，老婆娶了宋美齡又在外交路線上重用顧維鈞的強人領袖而言，中國未來的終極目標還是必須要走上憲政之路。無論是立憲派主張的英日君主立憲制還是革命派想要的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路線都是他所反對的，只有回歸孫中山先生最原始的經典三民主義，實現徹徹底底的共和制度才能讓革命烈士的鮮血不白流。

而所謂孫中山最原始經典的三民主義，其實就是以林肯（Abraham Lincoln）總統的《蓋茨堡宣言》（Gettysburg Address）為核心，換言之中華民國在蔣中正的想法中是應該成為一個類似於美國的民主國家。然而抗戰勝利後的中國人就如同清末民初的中國人一樣，並不懂自由民主為何物，倉促行憲的建國就如同貿然推翻皇帝一樣，會導致中國天下大亂。

結果中華民國1947年12月25日行憲後不到兩年，中華民國就輸掉了國共內戰，撤退到了台灣來。蔣中正從大陸的淪陷中學到了教訓，認為自己太快速開放民主政治是導致大陸丟失的原因，決定以戒嚴令還有動員戡亂對台澎金馬復興基地實施管制。同時他又將肅清匪諜的任務交給他留學蘇聯的兒子蔣經國處理，使台灣一度壟罩在白色恐怖與威權統治的陰影之下。

身為包青天與史達林綜合體的蔣經國，不只要肅清匪諜與打擊政府內部的貪腐，同時還要確保自己蔣中正繼承人的地位得到鞏固。他以各種極其殘酷與下流的手法鬥爭吳國楨、孫立人、陳誠與胡璉等潛在繼承者，同時又以高超的統戰手腕攏絡本省人和外省人二代支持自己，進而鞏固了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駐台負責人克萊恩（Ray S. Cline）的支持。

蔣經國逐漸成了台灣實際上的掌權者，但是反對他們父子的勢力仍存在於各個角落，包括他們從大陸帶來的外省人。尤其是以胡適、雷震為主的外省自由派，他們反對蔣經國繼承其父親成為中華民國的統治者，卻仍捍衛中華民國的體制，並認為唯有如此才能讓中華民國說服國際社會相信自己是一個符合國際標準的民主國家，進而能有重回大陸統治的正當性。

黨外與黨內之爭

然而即便是要求中華民國依循憲法，推行民主制度的卑微要求，最終都遭到蔣家父子尤其是蔣經國否定。雷震最後被捕下獄，他所創辦的《自由中國》雜誌被查禁，中國國民黨失去了一次體制內改造的機會，從而使得想要爭取行憲的台灣人只能往黨外尋求依靠。幸運的是，蔣中正對台灣的統治尚未達到極權的地步，甚至就連今日俄羅斯的地步都沒有達到。 （相關報導： 許劍虹觀點：「一號作戰」與中共崛起 ｜ 更多文章 ）

從50年代開始，包括中央政府所在地台北在內的各縣市能夠依循《地方自治法》競選首長，讓復興基地在蔣家父子統治下還有一道發展民主的空間存在。公然主張國共和談或者台灣獨立的聲音仍是叛國，支持中共統一台灣的更會被直接送到綠島或者馬場町，但是統派與獨派的支持者仍能夠打出黨外的旗號與自由派合作牽制國民黨的威權統治。

至於黨外運動在台灣能發展的多茁壯，以蔣中正在1927年與1941年分別制定的反共抗俄還有親美國策為基礎，則完全取決於美國對華政策的演變。50年代美國與中共處於激烈對抗的時代，對蔣家父子打擊反對勢力的鐵腕政策持大力支持的態度。可是在進入60年代末與70年代初以後，隨著美國與大陸關係逐漸改善，反共抗俄的需求已不再是唯一說服美國繼續支持台灣的動力。

尤其是在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還有尼克森（Richard M. Nixon）訪問大陸後，蔣經國越來越難以過往的中華道統去說服台灣人民支持他抗拒改革。鄧小平在1979年實現了與美國的關係正常化，進而宣佈大陸改革開放，更讓蔣經國警覺到台灣經濟發展上的優勢遲早會被對岸龐大的市場所打平，想要延續台灣人民與國際社會對中華民國體制的支持，還政於民是唯一的選項。

先是在1986年9月28日，有了民主進步黨的誕生，當時的民進黨還不是一個100%的台獨政黨，而是包括本省與外省、統派、獨派以及自由派在內所有反國民黨人士聚集起來成立的聯合陣線或者統一戰線。蔣經國非但沒有反對民進黨的誕生，還在1987年7月宣告解除戒嚴，並廢止了黨禁與報禁，民主戰勝了威權，黨外勢力也戰勝了黨內，使中華民國成為了真正的民主憲政國家。

本土與非本土之爭

到了90年代，革命派與立憲派融合成為了中華民國的建制派，反共抗俄的力量持續戰勝聯俄容共的勢力，親美也是國民黨與民進黨對外政策的共同主張。在同樣的民主制度之下，存在的只剩下所謂本土與非本土之爭。事實上最早有系統提出台灣本土化論述的，同樣是追隨蔣中正總統來到台灣的外省人精英。

他們當中有體制外反對蔣中正的文人雷震，也有體制內支持兩蔣父子的外交官楊西崑，之所以提出中華民國本土化的主張，都是為了因應70年代後逐漸有利於中共的國際局勢。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的合法代表，他們認為要防止台灣被中共併吞的唯一手段是採取兩個中國的政策，甚至有必要也可以把國號改為中華台灣共和國。

蔣氏父子一輩子都將中華民國與自己的志業聯繫在一起，自然是不可能接受任何改國號的提案，但是他們也明白世局發展不總是以自己的意志為轉移。延續中華民國的存在比維持中華民國不切實際的法統地位更為重要，懷抱反攻大陸夢的外省第一代終究會凋零殆盡．第二代與第三代的外省人會如同本省人般成為台灣的主人。

只有讓台灣人接受中華民國，發自內心的認同中華民國是自己的國家，中華民國才能繼續存在於世界上。唯有中華民國繼續存在於世界上，才有可能談論中華民國回到大陸的可能性。所以從70年代起，蔣經國推動吹台青運動，大力栽培進入中華民國政府與中國國民黨的本省人，成功推動了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的本土化、台灣化。 （相關報導： 許劍虹觀點：「一號作戰」與中共崛起 ｜ 更多文章 ）

時至今日，中國國民黨的黨員已經有高達70%是台灣人，而新黨這類主張統一的政黨，更有高達90%是本省人。然而本土化不等於台獨化，縱然過去在李登輝與陳水扁執政時，台灣無論藍綠兩黨都試圖挑戰過「一個中國」的兩岸架構，但是都在華府與北京的雙重壓制下收手。如今無論是執政的民進黨還是在野的國民黨，都已經成為依循《中華民國憲法》獲取執政權的建制派。

111年後的中華民國

經過一個世紀又11年後，現在的中華民國與111年前的中華民國已經有了極大的區別。在這中間我們換過國旗，本來只屬於一黨總理的孫中山成為了國父，國家的治理範圍從涵蓋中國大陸變成了只有台澎金馬，雖然實際上我們也從來沒有真正100%統治過憲法指定的固有疆域。當然最重要的，是我們從黨國成功轉型為了民主國家。

縱然有那麼多的改變，但我們還是有許多機構與制度可以追溯回111年前的那個中華民國，甚至於其前身大清帝國。比如中華民國外交部本身就是1861年成立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所演變而來，屬於洋務運動下的產物。中華民國海軍的歷史傳承來自於北洋海軍，國防大學則是新軍時代的陸軍軍官學堂，顯見中華民國國軍並非全部都來自於黃埔。

反共抗俄雖然從1927年以來就成為了中華民國的國策，但是聯俄容共的聲音在今日的台灣，尤其是泛藍陣營內並沒有全然消失。不只有新黨和中華統一促進黨公然主張一國兩制，從今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行動中，許多深藍人士狂熱支持俄羅斯的言行中我們也可以看出端倪，他們不愧是鄧演達、廖仲愷與汪精衛最直接的精神捍衛者。

親日的聲音雖然在抗戰後一度消失，但是隨著日本在美國佔領下成為民主國家，經濟上又重新起飛並且以新穎的次文化重新席捲亞洲之後，日本在台灣人心目中的形象又逐漸好轉了起來。如今在美日同盟的架構下，親美與親日已經沒有顯著的差別，再加上台灣被日本統治過50年的原因，雙方又有較其他國家更為密切的關係。

蔣中正本身也是親日派，只是因為日本侵略才被迫走上抗日一途，相信他看到今日台灣同時與美日交好共同反共的現況會備感欣慰。無論是藍還是綠在民主化、本土化以及親美日的路線上都有高度共識，也是主張改良多於革命的建制派。雙方唯一的差異，其實只有在是否該維繫與大陸連結的「九二共識」上，關於這個更為複雜的議題，筆者就留到下次再談。 （相關報導： 許劍虹觀點：「一號作戰」與中共崛起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軍事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