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地說，二戰後德國的民族情結相當扭曲，鄰國和戰勝國對日爾曼人的民族主義是否抬頭相當敏感，所以德國人一直謹小慎微，夾緊尾巴做人。但是，他們不公開表示自己的民族情感，不等於這份情感不存在。所以，一有機會它就會用各種方式表現出來：1950年德國首次贏得世界足球杯冠軍，民族自豪感在戰敗的壓抑氣氛中第一次有了宣洩的機會。「伯恩奇跡」之後，足球一直是德國人展示民族自豪感的一個載體。除此之外，「德國製造」（Made in Germany）和有關「主導文化」的討論多少都是德國人抒發民族主義的管道。
只是，足球帶來的民族自豪感名正言順，因為綠茵場上靠的是實力的比拼；「德國製造」也的確名不虛傳，因為它為德國享譽世界作出了無可替代的貢獻；但「主導文化」究竟具有多少含金量，筆者略有懷疑。
這個概念無論給本地人還是外來人均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思想混亂：一方面它要宣揚德國社會的民主自由體制，同時卻要求外國移民臣服主導文化；一方面要突出本地文化的主導性，同時又礙於自己的歷史而擔心被人解讀為民族主義的抬頭；一方面說這場討論是為了促進外來移民更好更快地融入本地社會，而實際上卻以外國人放棄平等的代價來換取一種帶有強制性的「入鄉隨俗」。
從這個角度看，澤霍費爾的「家鄉情結」或「鄉情論」，的確為德國的民族糾結找到了一個理智和可行的替代模式。
＊作者為旅居海外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