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新任內政、建設和家園部部長或澤霍費爾（Horst Seehofer）不久前在《法蘭克福彙報》發表了一篇關於「全球化、移民和新自由主義」的文章中。其中他寫道：「對我而言，『家園』這個概念是中心，因為它寓意深厚，卻比『主導文化』或『民族』少具爭議。」
澤霍費爾這句一帶而過的話，很有可能對德國的保守思想帶來變革性的衝擊和影響。畢竟，在我們當下所處的「奇異社會」（Gesellschaft der Singularitäten）——亦即以「標新立異」為標準的社會中，他沒有繼續強調基於國界的「民族」、「一體化」、「同一性」等這類民族主義詞彙。
德國的民族主義改頭換面
「少具爭議」讀來輕描淡寫，我們不妨可以將其翻譯成「少含政治意味，或不追時髦」。那麼，二十多年來德國國內有關「主導文化」的爭論是否就此而消失了呢？澤霍費爾解釋說：「數世紀以來，位於歐洲中部的德國已然成為許多人休養生息的家園……從古到今，有數不清的例子可以充分證明，德國有能力讓完全不同的人有賓至如歸的感覺。」
他的這番話語重心長，再次讓人意識到德國所處的歷史和地緣條件：地理邊界極不穩定，難以確保「生存空間」，數世紀以來一直是眾多民族「穿堂而過的區域」和兵家必爭之地，甚至在史前，這裡就是民族遷徙的交匯點。這點，德國每個區域的地方歷史博物館裡都有所記載。
德國很晚才成為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很長時間內，「民族」這個源自法國大革命的現代概念很難在德意志地區生根、開花並結果，因為它太具政治意味，有時還相當抽象。而且，對民族的認同在很多情況下甚至還意味著必須放棄自己原有的文化根源和生活方式。「家園」則顯得樸素無華，貼近生活，更容易得到相關人群的理解和認同。
當然，「家園」亦非淨土，也有不寬容和排外等現象，但它畢竟具有政治屬性生效前的原始歸屬感：這裡起決定作用的首先不是國籍、出身和政見，而是當事者之間融洽的同處和彼此的信任。外來的個人、家庭或團體是否能在新家園安居樂業，是無法靠入籍測試結果來體現的，而是要看鄰里之間是否和諧。從這個意義上說，澤霍費爾啟用「家園」這個包容不同人種文化的概念的確是一個聰明的政治舉措：它不僅把最保守的思想與多元的現實結合起來，同時還把「民族」這個不可或缺的概念從同化或融合所需付出的代價中解脫了出來，也成功規避了「主導文化」這個概念所引發的爭論和分裂社會的後果。
更加難能可貴的是，此番提出用「家園」替代「主導文化」的恰恰是屬於保守陣營的基社盟（CSU）前黨魁澤霍費爾。眾所周知，自上世紀末以來，保守的右翼黨派一直是強調本地文化主導地位的主要推手。
「主導文化」的來龍去脈
「主導文化」這個概念由敘裔的德國政治學家巴薩姆·緹比（Bassam Tibi）於1996年首先提出。但他所說的「主導文化」是指基於歐洲的社會價值共性，認為歐洲主導文化的基礎是西方自由主義的價值取向。
1998年，他在《沒有自我特徵的歐洲？多元社會的危機》（Europa ohne Identität? Die Krise der multikulturellen Gesellschaft）一書中寫道：希望成為主導文化的價值應該與現代文化俱進，具體來講就是：民主性、世俗性、啟蒙性以及人權和文明社會。
緹比認為，德意志特徵以往一味通過種族性來體現，而缺乏文化方面的界定，這無疑是一種缺失。因為「任何特徵或屬性均離不開主導文化」。但鑒於歷史的負面積澱，德國若想使外來移民融入自己的文化中，就必須先界定出一種以歐洲背景而非單獨德意志的「主導文化」來。
緹比發出警告：鑒於有些伊斯蘭分子認為能將歐洲伊斯蘭化，所以，歐洲如若失去自身特性而成為一個多元文化集散地，那麼，這個古老大陸必將變成各種極端主義衝突以及宗教、政治和社會矛盾的場所。他建議，若要真正實現文化多元化，就必須建立一個有效的歐洲主導文化。
1998年6月，曾任聯邦國防軍陸軍中將的基民盟政治家約克·勳波姆（Jörg Schönbohm）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德國主導文化」概念。之後，德國《時代報》出版人泰奧·索莫（Theo Sommer）又將此概念放入關於什麼是德國核心價值的討論中。
2000年10月25日，時任在野基民盟/基社盟議會黨團主席的弗裡德里希·梅茲（Friedrich Merz）在一篇文章中將這個概念首度運用于有關「移民」（Einwanderung）和「融合」（Integration）問題的討論中。從此刻起，「主導文化」正式演變為「多元文化」（Multikultur）的對立面。
此概念之所以得到德國保守陣營的政治和知識精英的青睞，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首先出自一個外裔學者之口。這就避免了國內外輿論對德國排外思想和民族主義重新抬頭的懷疑。換而言之，緹比無意中成了這場討論「動機純潔」的最佳證人。
所以，無論是此概念的發明者緹比教授，還是推廣者之一的索莫，都反對將「主導文化」的討論工具化。他們強調，當時提出這個概念是為了更好地促進融合，而非反對移民。
當代著名哲學家于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對此也發表了看法，他認為：「在一個民主憲政國家裡，不能允許多數人將自己的文化生活方式作為所謂的主導文化來強加給少數人，哪怕後者的文化生活方式與主流有所不同」。
2005年，同屬基民盟的聯邦議會議長諾伯特·拉莫特（Norbert Lammert）在接受《時代報》採訪時要求全社會繼續討論「主導文化」，因為之前的討論在尚未談透之前便「過早夭折」。他認為：「如果一個多樣化的歐洲想在維護各民族特色的同時建立一個共同的特性，就需要一個根植于共同文化、歷史和宗教傳統的政治主導思想和共同的價值和信念基礎」。
2016年5月，極端右翼的德國選項黨在其黨綱中明確承認「德國主導文化」，以此來反對多元化理念。該党對德國主導文化的詮釋是：以基督教、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等古典思潮以及科學人道思想和羅馬法為基礎。之後，選項黨在若干聯邦州的選舉中高票進入議會。
應該說，有關「主導文化」的討論在過去的若干年中雖然時隱時現，但始終未曾真正離開過德國保守陣營的視野。
德國人羞於出口的「主導文化」
由於德國有納粹這段歷史，所以，德國人關於「主導文化」的討論總帶有「欲言又止」「欲說還羞（恥）」的特點。也就是說，保守和右翼黨派在提出「主導文化」口號的同時，又不願讓人產生「德意志高於一切」的聯想。或許，他們的口號其實並非是沖著那些外國移民喊的，而是說給他們在國內的潛在選民聽的。
如果再看每次討論發起的時間節點，我們或許能找到問題的某些答案：
梅茲2000年首次把此概念運用于移民問題的討論時，正是基民盟（CDU）/基社盟(CSU)打算在兩年後的聯邦大選中從左翼的社民黨/綠党聯合政府手中奪回執政權的當口。
拉莫特2005年重提此話題時，正值德國又一個大選年。
2016年，新興的「德國選項党」利用「難民潮」危機重新使用這個概念，為該黨在許多州的大選中贏得了進入議會的機會。
2017年德國大選前，基民盟/基社盟感受到來自比自己更右的「選項黨」的壓力，前內政部長德邁齊埃（de Maiziere）於是提出包括禁止包括反對穆斯林婦女穿罩袍的「十點計畫」，重新引發有關「主導文化」的討論（爭論）。
今年10月14日，基社盟的大本營巴伐利亞州將舉行州選。不久前，澤霍費爾在黨內鬥爭中敗北，不得不將州長一職讓給對手徐德（Markus Söder），轉而執掌聯邦內政部，
按理說，他本可以不再操心州事務，但作為鄉土情結很濃的基社盟元老，他非常及時並聰明地提出了「家園」口號，並達到了一箭雙雕的目的：1）大選前為本黨拉選票。2）在家鄉猛刷存在感。他要告訴黨內的對手，我老霍雖身在柏林，但在巴伐利亞的影響力依然不可小覷。
因此，有人認為，有關德國文化主導地位的討論，不管其以什麼面目出現，其實是個徹頭徹尾的「偽命題」（Scheindebatte）。其真正目的除了拉選票之外，也是為那些保守選民內心常年被壓抑的民族自豪感提供一個呐喊的思話筒（或「出氣筒」）。
客觀地說，二戰後德國的民族情結相當扭曲，鄰國和戰勝國對日爾曼人的民族主義是否抬頭相當敏感，所以德國人一直謹小慎微，夾緊尾巴做人。但是，他們不公開表示自己的民族情感，不等於這份情感不存在。所以，一有機會它就會用各種方式表現出來：1950年德國首次贏得世界足球杯冠軍，民族自豪感在戰敗的壓抑氣氛中第一次有了宣洩的機會。「伯恩奇跡」之後，足球一直是德國人展示民族自豪感的一個載體。除此之外，「德國製造」（Made in Germany）和有關「主導文化」的討論多少都是德國人抒發民族主義的管道。
只是，足球帶來的民族自豪感名正言順，因為綠茵場上靠的是實力的比拼；「德國製造」也的確名不虛傳，因為它為德國享譽世界作出了無可替代的貢獻；但「主導文化」究竟具有多少含金量，筆者略有懷疑。
這個概念無論給本地人還是外來人均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思想混亂：一方面它要宣揚德國社會的民主自由體制，同時卻要求外國移民臣服主導文化；一方面要突出本地文化的主導性，同時又礙於自己的歷史而擔心被人解讀為民族主義的抬頭；一方面說這場討論是為了促進外來移民更好更快地融入本地社會，而實際上卻以外國人放棄平等的代價來換取一種帶有強制性的「入鄉隨俗」。
從這個角度看，澤霍費爾的「家鄉情結」或「鄉情論」，的確為德國的民族糾結找到了一個理智和可行的替代模式。
＊作者為旅居海外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