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的話，顯然意味著不能再由政務司司長去當政府首長，即要行政長官代替政務司司長去負責日常施政了。
2001年1月，陳方安生以私人理由提出在四月底辭職。當時有指她與董建華關係不和，但真正的原因，應該是中共對於她所統領的公正、中立的公務員隊伍「無所施其技」。中共從中央到各省，都有人想通過宴請、送禮、統戰、關說等方式影響香港各有關政策局，例如入境處、金管局、香港電台、廉政公署等，以獲取特權或利益，至少方便行事，但都受到遏止。
國際媒體對陳方安生的請辭相當關注。《紐約時報》形容其辭職「令香港失去了在政府內最有權力維護公民自由和法治的人，是香港自治再無保障之訊號」。有媒體指她的辭職「象徵傳統公務員價值觀和勢力的消退」。也有評論說，這意味彭定康離任前提出的「香港是否仍然擁有一支精明能幹且能秉承一貫專業精神的公務員隊伍」，這一個最重要基準弱化了。
2002年，董建華在民望低迷下，被中共再選任為第二屆特首。他上任即推出由他任命和直接向他負責的「高官問責制」。各政策局的權力都由特首任命的局長負責，而原有的公務員就承擔錯失的責任。
2007年6月，陳方安生接受電視訪問，說當年她辭職，是因為不同意董建華推行高官問責制，認為破壞公務員傳統精神。
港英時代的文官精英管理機制，就這樣崩解了。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