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慣用左手的人，你要他用右手，即使能勉強用一時，但最終還是會用回左手。
失敗者回憶錄159：「不變」的基石開始撼動了
1997年香港主權轉移，特區政府接收了被稱為埃及艷后「克莉奧派特拉的嫁妝」那樣豐厚的數千億港元外滙儲備，香港每年的經濟成長率是雙位數，政府年年有財政盈餘，失業率只有百分之二。展望未來，香港處於最接近全球發展迅速的地區──中國大陸的有利位置，又有與全世界交往的經驗與機制，實在是一片大好形勢。
第一屆特首董建華上任，也信心滿滿，表示要開創歷史。上任三個月，就提出種種發展經濟大計。中共在這段時期，對香港內部施政表面完全沒有干預。香港社會能夠保持「不變」，是建立在港英百多年司法獨立傳統，和英國文官制度確立的公務員中立的基石上。而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就是公務員的總管。
大半年後，我將創辦28年多的政論雜誌結束。個人轉換跑道，在《蘋果日報》寫較短和更通俗的政治評論。另外也在其他報紙寫副刊專欄。我同妻子辦了移民去加拿大與女兒一家團聚，遠距為香港報紙寫稿。離開香港沒有不捨。
沒想到不到兩年，香港經濟竟從神話般的發展而一落千丈。經濟負增長，連年通縮，財赤嚴重，失業攀高。董建華繼八萬五建屋大計之後，又提出數碼港、矽港、中藥港、紐倫港（即與紐約、倫敦齊名的港口）等等「雄圖偉略」。但沒有一項經過港英時代那樣自下而上的決策程序，結果不是無疾而終，就是變了味，例如數碼港變成了地產項目。
除了董建華要表現他的「大志」，而不是港英時代的無為而治之外，中共的干預也慢慢浮現了。
記得《信報》林行止在1984年初曾經寫過一篇「烏龜背蠍子過河的教訓」，引一寓言，說蠍子要過河，苦於不通水性，於是找了一隻烏龜背它過河。烏龜起先害怕蠍子有毒螫。蠍子說，如果我螫了你，我不通水性，不是同歸於盡嗎？我怎麼會做這種蠢事？烏龜想想也對。於是背了蠍子過河。開始時相安無事，誰料途中蠍子還是螫了烏龜。烏龜死不瞑目，問蠍子為什麼做這樣害人害己的事。蠍子說，我也不想呀，只是這是我們蠍子的習慣，要改也改不來呀！因此，林行止說：「中共的干預、領導已成習慣，要它對香港破例，我們需要更具體的保證！」
當時也有人說，習慣用左手的人，你要他用右手，即使能勉強用一時，但最終還是會用回左手。
早年在洛杉磯經營書報社的朋友邵善波，在《七十年代》1981年脫離左派陣營自組公司後，他陪同我在美國各城市演講並與支持者座談。接著他回香港在《七十年代》協助業務發展。1984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後，他對我說，你要北京不收回香港還容易些，你要它收回後不管香港事務，就根本不可能。中共有權不可能不用，能管不可能不管。大概基於這種對現實政治的了解，他離開《七十年代》，向中共靠攏，並且備受重用，成為在香港為中共解釋政策的紅人。
從對中共政權特點的了解來說，不能不說他當時講的話是對的。除了蠍子過河的習慣之外，有權不可能不用更牽涉到中共特權階層的利益。這我也知道。只是我與邵選擇了相反的路。
在主權轉移開頭兩年，特區政府的管理也出現過一些問題，如新機場啟用的混亂、亞洲金融風暴使港元受國際炒家狙擊之類，但基本上，港英時代留下的班子都能夠挺得住。非公務員系統引起的風暴，就是董建華的指令經濟大計，和終審法院關於居港權案引來的人大釋法。即不是由公務員隊伍處理、而是公務員之上的特首和中共插手的事件。
中共表面上對香港「不干預」，但實際上在九七前已經通過人大、政協之類的政治榮譽，通過在大陸投資的優惠、讓利，向從政從商者甚至新聞界統戰了。九七後，更以宗主國身份在香港請宴、送禮等手段拉攏各界，以致新聞界絕大部分對大陸和台灣的新聞都自我審查。除了極少數媒體之外，能夠堅持公正、獨立報導和評論時事的，反而是政府官營的香港電台。
香港左派一直攻擊香港電台拿政府的錢，卻醜詆政府，絕不能容許。直到1999年中，香港電台邀約了台灣駐港代表鄭安國在節目中解釋李登輝總統提出的「兩國論」，即台海兩岸處於互不隸屬的「特殊國與國關係」，終於引發左派輿論及名人鋪天蓋地的批罵，指此舉形同鼓吹分裂國家。曾多次狠批港台的政協常委徐四民指港台是「刻意與特區政府作對」，特首董建華也指責李登輝的言論不智，港台不應邀請鄭安國上節目。
時任廣播處長的張敏儀則表示，港台堅守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原則，任何居住在香港的人都不應限制他發表言論。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也說，新聞自由可以幫助政府看到自己看不到的缺失，是自由社會的重要第四權。
中共以統戰、收買伎倆插手香港事務，發現在兩個地方無從下手，一是香港法院，另一就是香港電台。都是官方機構。
港府於同年十月宣布張敏儀將外派日本，升任香港駐東京經貿首席代表，外界普遍認為這是明升暗降，與「兩國論」風波有關。
接著，在2000年發生了香港大學的民調風波。於是，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的地位開始動搖了。下文再談。
失敗者回憶錄160：陳方安生辭職，文官體制崩解
江澤民的話，顯然意味著不能再由政務司司長去當政府首長，即要行政長官代替政務司司長去負責日常施政了。
受亞洲金融風暴影響，加上董建華的八萬五建屋指令，使香港經濟大幅下滑。董建華年年唱高調，說「中國好，香港好」，提出這個中心那個中心，卻拿不出解決經濟困局的具體措施。他的民意支持度連續下跌。
2000年7月，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主任鍾庭耀在報章撰文，指董建華透過「中間人」施壓，要求停止對行政長官及政府的民意調查。其後公開了「中間人」是香港大學校長鄭耀宗及副校長黃紹倫。
這個干預大學民調的消息引起社會巨大反響。港大校委會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小組，由終審法院法官鮑偉華任主席，特首辦公室高級特別助理路祥安涉及事件被傳訊作證。調查小組其後發表報告，確定鍾庭耀指控屬實，認為路祥安企圖阻止不利政府的民調，以免進一步打擊港府民望。事件最終導致鄭耀宗及黃紹倫請辭。
但路祥安卻獲董建華留任。話說路祥安這個人，原是董建華家族生意東方海外的高層，與董建華關係極密切。董擔任特首後，把這位「家臣」帶進政府，任特首辦高級特別助理。直至董建華2005年初離任他才跟隨離職。
這裡不能不講到十多年後他詭異地突然死亡。事緣2010年香港成立一間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從民政事務局長職位退休的何志平任基金會副主席兼秘書長，路祥安任副秘書長。而主席就是大陸最大的民營石油公司中國華信的董事長葉簡明。2017年11月，何志平在美國涉嫌代表華能基金會賄賂非洲查德總統以圖獲取當地石油生意被拘捕。另一被捕者是穿針引線的塞內加爾前外長加迪奧，他後來轉做污點證人。
加迪奧呈庭的電郵紀錄披露，路祥安知悉甚或指引何志平送贈200萬美元給查德總統，另外給予加迪奧10萬美元酬勞。正在美國法院考慮提出引渡路祥安前往作證之際，路突然患流感進入香港瑪麗醫院，兩天後死亡。基金會主席葉簡明就在大陸被「拘留審問」，下落不明。於是，中華能源基金行賄案就查到何志平為止，幕後老闆就查不到了。何志平被判刑三年及罰款40萬美元後，於2020年回香港。他太太是台灣著名影星胡慧中。
這是有關路祥安的一段題外話。回到2000年的民調風波，在由大法官組成的調查小組公開聆訊和調查報告發表後，左報每天闢全版指為「倒董」陰謀。港區政協委員和親中社團紛紛召開座談會，指是「倒董的政治陣營有步驟、有計劃、有目的」的行動。基本法委員會成員鄔維庸更指反董的「幕後黑手」是「思想受到前朝遺毒影響的政府掌權人士」。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的名字已經呼之欲出了。
2000年9月，陳方安生突然被召到北京，跟負責港澳工作的錢其琛晤談。據新華社報導，錢敦促陳太「更好地支持行政長官的工作」。意思是過去沒有很好地支持董建華了！
12月，國家主席江澤民在澳門回歸一周年大會上說，「行政長官既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也是特區政府的首長」。這兩者有何區別？沒有人注意。我在《蘋果日報》專欄中說，在1996年董建華選特首時，支持他的中共輿論說這是最好的「董陳配」。也就是說，董建華是地位超然的特區首長，而他選擇的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就是政府首長。特區首長位居三權之上，任命大法官、政府首長，協調立法會不同派別。具體施政的是政務司司長，即政府首長。這原是過去港英的傳統，港督是香港的首長，但日常施政就是布政司。因此新任港督來港，都不帶自己的班子，而是沿用原有的文官去施政。
江澤民的話，顯然意味著不能再由政務司司長去當政府首長，即要行政長官代替政務司司長去負責日常施政了。
2001年1月，陳方安生以私人理由提出在四月底辭職。當時有指她與董建華關係不和，但真正的原因，應該是中共對於她所統領的公正、中立的公務員隊伍「無所施其技」。中共從中央到各省，都有人想通過宴請、送禮、統戰、關說等方式影響香港各有關政策局，例如入境處、金管局、香港電台、廉政公署等，以獲取特權或利益，至少方便行事，但都受到遏止。
國際媒體對陳方安生的請辭相當關注。《紐約時報》形容其辭職「令香港失去了在政府內最有權力維護公民自由和法治的人，是香港自治再無保障之訊號」。有媒體指她的辭職「象徵傳統公務員價值觀和勢力的消退」。也有評論說，這意味彭定康離任前提出的「香港是否仍然擁有一支精明能幹且能秉承一貫專業精神的公務員隊伍」，這一個最重要基準弱化了。
2002年，董建華在民望低迷下，被中共再選任為第二屆特首。他上任即推出由他任命和直接向他負責的「高官問責制」。各政策局的權力都由特首任命的局長負責，而原有的公務員就承擔錯失的責任。
2007年6月，陳方安生接受電視訪問，說當年她辭職，是因為不同意董建華推行高官問責制，認為破壞公務員傳統精神。
港英時代的文官精英管理機制，就這樣崩解了。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