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和諾理三世在1220年的教宗詔書中，為波隆那學生之權利，向城市之「人民」辯護：
因為，在享有鑽研文字贈與你的無限好處之外，你的城市又因為她的學術機構而比所有其他城市更出名，而她的名字又響徹全世界，所以你不只應該停止處罰學者，事實上，你還應該把榮耀灑在他們身上，意識到他們可是獨獨挑選你的城市當作他們的研究場所，而你這城市過去本來卑微，但現在因為他們帶給她的財富，而幾乎超越了這一帶所有的城市。
如果要讓教會、宮廷或城市有效營運，為菁英所設的精緻教育系統是不可或缺的。羅馬世界就有不錯的前例。西元1世紀時，演說家昆體良定義了羅馬男孩發展記憶法的步驟，要學習荷馬（希臘原文）以及維吉爾，再逐步進展到一系列其他文章，最終則要學習並練習修辭學這門技藝。因為它會讓學生準備妥當面對政治或者法庭等公眾生活，所以會是許多學生的最後階段；而這既是道德行為的教育，也同樣是技巧的累積。昆體良對於純哲學有所懷疑。他同意他的學生得要用哲學的方式來思考，但就跟許多羅馬人一樣，他認為希臘人花了太多時間在爭論芝麻綠豆小事和不可解的哲學難題。然而，最優秀的希臘智者卻是產量非凡。他們可以從一個哲學學派通往另一個，因此加入了從科學到文學的跨學門智識辯論。少數傑出的智者還會更進一步，在希臘人擔任先鋒的眾多學門領域——數學、天文學、歷史學、地理學、醫學、物理學和哲學——的其中一門裡進行革新研究。這份學識的財富，或者說它保存下來的部分，此時透過翻譯並評論這些倖存文獻的阿拉伯知識分子返回歐洲。
沒有人會妄稱中世紀的大學趕得上古典時代學者令人敬畏的成就。接下來我們會看到，這些大學的課程和教學方法都太狹隘，因而望塵莫及。人們一個又一個世紀地用同一份文獻教學，而「智識會進步」的概念，則是到16世紀前都真的沒人意識到。希臘人用自己的語言來爭論，但中世紀學者得要仰賴一開始翻譯品質還不好的原典譯本。希臘人是以了解自然世界為目標，而他們可以自由探索而不需要擔心冒犯任何宗教權威。但中世紀大學就得要把課程和基督教教義相調和。儘管到頭來大學產生的想法是有影響力，但中世紀大學機構卻相當保守，比起提出追根究柢的問題，更關心儀式化的知識累積。到了14世紀末，大學已經失去其文化影響力。那之後，智識生活最令人注目的突破，往往發生在其他文化和經濟脈絡中。到了18世紀時，關門的大學比開門的還要多。要到19世紀，而且得在德國，大學才在經歷了好幾個世紀的昏睡後重生，才像今天這樣在智識生活中有著重要地位。
就如我們上一章看到的，在日益發達的波隆那城中，法律學校察覺了出來自成一家「大學」的好處。當然，這不代表其他脈絡中不存在更高階的學識。8世紀之後最有名的是伊斯蘭各學校，特別是在巴格達、開羅，以及西班牙的哥多華（Cordoba）。它們都有自己的圖書館、學校和天文台，一整堆比歐洲能找到的都還要好上太多的資源，而且有人認為，這些學院和歐洲正在出現的大學相似之處，就在於他們的教學方法（講課與辯論）、教師的地位，以及博雅七藝低於神學、法律和醫學的地位。
在伊斯蘭學校學習的文獻，是他們崇敬且保留下來的希臘科學家和哲學家著作。在通常被視為古代世界最後一個偉大王朝（譯注：指阿拉伯帝國）的歷代哈里發寬容統治下，巴格達迎來了敘利亞和波斯的學者們。750至900年
間，他們把亞里斯多德已知著作中的大部分翻成了阿拉伯文。亞里斯多德特別有價值，是因為他從所有角度看一個問題，並強調問題等待著只能經推理來解決的討論。這就使人們精細地辯論哲學與神學之間的關係，並察覺到倫理和科學中的關鍵問題。在西方被稱作阿維真納（Avicenna） 的伊本‧西那（Ibn Sina, 980-1037）是智識的超級巨星。出身於波斯但以阿拉伯文寫作的阿維真納，獲益於布哈拉（Bokhara，位於今日烏茲別克）蘇丹的壯麗博物館，並根據自己早慧的評估（這一點有著阿伯拉爾的影子呢！），而自認在20歲就精通所有主要學術領域。他選擇的專長是成為醫師，而他使用了包括「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西元前約460至約370年）、將邏輯與病患觀察結果傑出地合為一體的蓋倫（西元約130至約210年），以及亞里斯多德多樣的生物學著作在內的希臘精緻文獻來綜述書寫，而編纂出他這本範圍全面的《醫典》（Canon Medicinae）。阿維真納以他典型的虛張聲勢，把醫學描述成「不是那種困難的科學」。
《醫典》於12世紀來到西方之後，被當作是權威書籍來應用，而且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裡都很有影響力。約莫同時抵達西方的另一本阿維真納著作《形上學》（Metaphysics），則是對亞里斯多德著作的龐大評論，將這些著作重新解釋，來展現他自己設想的一套連貫的系統。用當代學者彼得‧亞當
森（Peter Adamson）的話來說就是：「阿維真納很努力地想要創新，故意顛覆幾個世紀以來的傳統，來打造一個全新而獨特的哲學。」如果四散且混雜的希臘偉大哲學家著作真的能夠理解的話，這就會是不可或缺的一大邁進，但阿維真納為上帝存在的本質所提出的原創論點，卻已經超出了亞里斯多德的範圍。因此，某些西方神學家覺得他的著作有重大意義，但就惹毛了其他認為亞里斯多德文字權威到不能擅自改動的神學家。
＊作者查爾斯‧弗里曼（Charles Freeman），研究古代世界及其後世影響的專家，也是《藍色指南》（Blue Guides）系列叢書的歷史顧問，著有眾多書籍，包括暢銷書《西方心智的封閉》以及最近期的《聖骨、聖塵》。本文選自作者著作《覺醒：東西方交會下近代西方思想文明的重生與轉變》（上下冊不分售∕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