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和諾理三世在1220年的教宗詔書中，為波隆那學生之權利，向城市之「人民」辯護：
因為，在享有鑽研文字贈與你的無限好處之外，你的城市又因為她的學術機構而比所有其他城市更出名，而她的名字又響徹全世界，所以你不只應該停止處罰學者，事實上，你還應該把榮耀灑在他們身上，意識到他們可是獨獨挑選你的城市當作他們的研究場所，而你這城市過去本來卑微，但現在因為他們帶給她的財富，而幾乎超越了這一帶所有的城市。
如果要讓教會、宮廷或城市有效營運，為菁英所設的精緻教育系統是不可或缺的。羅馬世界就有不錯的前例。西元1世紀時，演說家昆體良定義了羅馬男孩發展記憶法的步驟，要學習荷馬（希臘原文）以及維吉爾，再逐步進展到一系列其他文章，最終則要學習並練習修辭學這門技藝。因為它會讓學生準備妥當面對政治或者法庭等公眾生活，所以會是許多學生的最後階段；而這既是道德行為的教育，也同樣是技巧的累積。昆體良對於純哲學有所懷疑。他同意他的學生得要用哲學的方式來思考，但就跟許多羅馬人一樣，他認為希臘人花了太多時間在爭論芝麻綠豆小事和不可解的哲學難題。然而，最優秀的希臘智者卻是產量非凡。他們可以從一個哲學學派通往另一個，因此加入了從科學到文學的跨學門智識辯論。少數傑出的智者還會更進一步，在希臘人擔任先鋒的眾多學門領域——數學、天文學、歷史學、地理學、醫學、物理學和哲學——的其中一門裡進行革新研究。這份學識的財富，或者說它保存下來的部分，此時透過翻譯並評論這些倖存文獻的阿拉伯知識分子返回歐洲。
沒有人會妄稱中世紀的大學趕得上古典時代學者令人敬畏的成就。接下來我們會看到，這些大學的課程和教學方法都太狹隘，因而望塵莫及。人們一個又一個世紀地用同一份文獻教學，而「智識會進步」的概念，則是到16世紀前都真的沒人意識到。希臘人用自己的語言來爭論，但中世紀學者得要仰賴一開始翻譯品質還不好的原典譯本。希臘人是以了解自然世界為目標，而他們可以自由探索而不需要擔心冒犯任何宗教權威。但中世紀大學就得要把課程和基督教教義相調和。儘管到頭來大學產生的想法是有影響力，但中世紀大學機構卻相當保守，比起提出追根究柢的問題，更關心儀式化的知識累積。到了14世紀末，大學已經失去其文化影響力。那之後，智識生活最令人注目的突破，往往發生在其他文化和經濟脈絡中。到了18世紀時，關門的大學比開門的還要多。要到19世紀，而且得在德國，大學才在經歷了好幾個世紀的昏睡後重生，才像今天這樣在智識生活中有著重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