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27日憲法法庭作成111年度憲判字第7號判決（下簡稱該案）。該案起源為2016年高雄地區陳姓律師於雄檢開偵查庭時，當庭被檢察官扣押筆記，案經聲請救濟，雄院鴕鳥式作成裁定（雄院105年度聲字第2531號刑事裁定，不得抗告），事隔6年由大法官還公道。當年筆者為高律理事，對本案投訴及相關客觀事實等頗熟悉，該案隱藏的內容是什麼？司法改革艱辛、人權保障困難重重，豈是蔡政府表面上講的冠冕堂皇？
該案之事實其實很簡單，2016年6月中旬開偵查庭時，雄檢某檢察官以「偵查不公開」為理由，對辯護人陳律師筆記逕為「對物強制處分」直接扣押，然後當庭發給陳律師收據乙紙。
檢察官「禁止」辯護人筆記，無侵害辯護權？
檢察官限制或禁止辯護人札記，更無侵害辯護人之辯護權問題：…如果認為辯護人為輔助記憶之必要，即可就檢察官訊問被告之全盤過程，鉅細靡遺的記錄，則辯護人為輔助記憶，請求檢察官允許其自行為現場錄音、錄影，檢察官得否限制或禁止？《呂太郎、吳陳鐶、111年度憲判字第7號判決不同意見書》
該段內容引用「錄音、錄影」及「輔助記憶」為論，乍看言之成理。筆者簡單問一句即可：「請問法庭錄音或錄影，是用來『輔助記憶？』更者，可有任何法庭會准許律師錄音或錄影？」是以兩位大法官此論證必成空談，怎會以之論「檢察官限制或禁止辯護人札記，更無侵害辯護人之辯護權？」足徵其所言不通。
回歸正論。「是否侵害辯護權？」兩位大法官自可採「否定說」，而筆者跳開此論證，筆者認為檢察官不得限制或禁止辯護人筆記，但必要時得基於「偵查程序檢閱或妥適處分」並應給予程序救濟。申言之，參照該案判決之見解，就人權保障觀點，應屬於方向正確之論證，相反的，呂、吳兩位之見解，則屬可評。
智者以喻而明，筆者請問：開庭三小時「讓律師不能作筆記，單憑記憶辯護？」檢察官高高坐在上面，好整以暇，翻翻卷宗或劃重點、筆記，然後或設套問被告，您覺得？
筆者舉例，曾有某刑案，開庭詢問了N小時，突然被問：「這是正本，怎會在被告您手中（致命一擊？）！鐵證如山，您還有什麼要說？」辯護人筆者當場直接質疑：「正本？懇請出示卷證。」結果呢？某官灰頭土臉，回頭詳看卷證，訕訕說道：「喔，對不起搞錯了。」請問上官：「您記憶力超群，過目、過耳不忘吧？」
奇怪的推論：辯護人「執業之習慣問題？」
另一段更令人驚訝的論證，堂堂大法官還會「推論、管到律師界？」當真匪夷所思。以此觀察當可知多令人痛心。 （相關報導： 「這就是政治追殺！」彭文正辯護律師住所被搜 張靜：典型的查水錶 ｜ 更多文章 ）
「換句話說，於被告接受檢察官訊問時，辯護人為何有札記之需要、是否札記及札記之內容如何等，均僅係辯護人執業之習慣或方法之問題，對被告對訊問採何種應對態度，或為陳述時，其陳述之內容，均不會發生任何影響。」（同上，呂太郎、吳陳鐶之不同意見書）
請看關鍵：「辯護人為何有札記之需要」、「係辯護人執業之習慣或方法之問題」，又是乍看言之成理，那筆者問呂、吳兩位上官，筆者當庭作筆記，兩位上官各自在法庭上，一為檢察官吳某，一為法官呂某（曾任檢察官），用這種理由「塘塞」筆者及天下律師們麼？同樣的，還是請問被告權益怎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