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俊毅觀點:停滯的薪資成長動能與失衡的外來投資

2018-05-08 07:00

? 人氣

五一勞工大遊行,民眾於凱道集結。(盧逸峰攝)

五一勞工大遊行,民眾於凱道集結。(盧逸峰攝)

低薪是絕大多數勞工的惡夢,更是對台灣經濟產生深遠的負面影響與極具致命的殺傷力,也因此過去這幾年來,不管是藍、綠哪個政黨執政,解決這個問題便成為施政時的重中之重。上星期總統在五一勞動節時,對台灣勞工做出一些宣示,其中引起筆者比較關注的部分是:政府會推出政策持續鼓勵企業加薪

另一個有趣的新聞是:筆者看到一家人力銀行最近所做的調查,其中一個調查結果是:在台的外商公司所提供的薪資高出台灣本土企業51%

先姑且不論這個數據的準確程度,這樣的結果某種程度上是呼應筆者對於台灣長期低迷不振薪資現象所做的觀察。根據公佈的官方數據,跟許多的國家來比較,台灣的失業率過去6年來並沒有特別走高的現象,算是表現相對平穩(失業率的數據也許多少有被政府刻意地壓低美化,但趨勢算是穩定)。不過這樣的現象並沒有帶來任何拉高薪資的動能。

相反的是,過去20年台灣的薪資成長除了停滯外,近10年以來甚至出現負成長的趨勢。有別於許多學者或專家用比較抽象的經濟理論來探討台灣低薪的問題,本文主要闡述的重點是根據筆者多年駐派在不同亞洲主要城市的實務經驗,以及結合自身許多外商企業的工作經歷,將其用來解釋目前台灣薪資成長失能與說明走低態勢的根本原因。同時筆者更希望政府能好好重新深入去思考,在台灣這個市場經濟體制裡,採用沒有強制性方式(也許會因為政策而產生一點誘因)來鼓勵台灣企業為員工加薪的做法,是否真正能解決台灣長期低薪的問題。

20180501-五一勞工大遊行,民眾於凱道集結。(盧逸峰攝)
20180501-五一勞工大遊行,民眾於凱道集結。(盧逸峰攝)

外國公司在台家數的官方數據,可能讓許多人對經濟前景產生樂觀的錯覺

除了這家人力銀行所做出外商企業薪資高於台商公司的結論外,讓筆者比較好奇的是,在新聞裡有提到經濟部商業司統計2018年2月在台外商數5573家,相較於2014年同期的4323家,短短5年之間外商來台設立家數成長率達28.9%。這些數據看起來對前景不樂觀的台灣經濟確實是個亮點,但筆者認為這個過於簡化的數據分析,可會誤導許多人,甚至相關的政府官員在理解目前低薪現象的同時,可能會做出錯誤的分析與判斷,最後導致政府可能是用錯誤的方法試圖解決迫切的低薪問題,例如:以為鼓勵企業加薪,就會讓薪資成長。

以下的表格,也是筆者根據經濟部商業司所發佈的公司家數,並做出一個簡單的試算。如果以公佈的絕對家數值與成長率來看,數據確實讓人感到外國企業對台灣經濟前景抱著樂觀的態度,在台設立公司基本上看起來算是積極。不過如果以比例來分析,在台的外國公司所占整體台灣公司的家數從2010年底約只有0.6%,僅僅微幅上升到2018年3月的0.8%。時間過了約8年,外國企業所佔的比例還是遲遲無法突破1% (筆者也試著想找出2000年到2009年的數據,不過可能年份比較久遠,所以沒有放在官方網站上。不過台灣的經濟動能自從2000年開始就進入頹勢,當全世界多數主要的經濟體從2004年到2007年都經歷過難得一見的景氣復甦榮景,而相對的台灣在這段時間的經濟表現只能稱得上是差強人意,也因此筆者判斷這10年來的表現應該只是跟近8年來的數據不會相差太遠,甚至有可能更不理想。所以如果加上這10年,意味近20年來這個比例可能從來沒有達到1%過),這樣的緩慢成長步伐,絕對是對薪資成長產生扼殺上漲的動能。另一個令人好奇的問題是,這些官方所公佈外商公司的代表性、規模度和「真外商」金量的確實性,然而更重要的是,它們到底能真正創造出多少的工作機會。

台灣的經濟動能自從2000年開始就進入頹勢,外國公司在台成長緩慢。
台灣的經濟動能自從2000年開始就進入頹勢,外國公司在台成長緩慢。

鼓勵大型的外國企業來台投資才是解決低迷不振薪資的根本之道

也許很多人會說,低薪根本原因是政府幾年前所推出的22K補貼政策。沒錯,筆者同意這是眾多原因之一,不過筆者認為這只是對長達將近20年已經失去成長動力的薪資雪上加霜而以,並且讓許多有剝削勞工傾向的台灣本土企業趁機拿來濫用,所以稱不上是頭號戰犯。筆者認為台灣薪資過低現象的最主要因素是近20年以來台灣整體的投資環境陷入低迷與不振,且因為政黨持續惡鬥與政治意識形態干擾,導致無法逆轉的態勢。

具體來說,造成薪資停滯不漲的根本關鍵就是:外來直接投資成長動能快速下降(本地企業投資也多少會有影響,但不至於是關鍵,就算有,也不會產生太顯著拉升薪資的動力,歸結原因還是在於:台灣本土企業傳統經營的心態與文化,之後會再進一步做解釋與說明)。過去15年以來,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大型跨國企業來台設立營運據點,或持續擴大在台營運規模的(由於台灣政府的行政效能與立法效率長期不彰,無法解決已經陷入了結構性問題的經濟,前景也因此陷入一個黯淡無光的窘境,有些外資企業,像是金融機構,為了節省營運成本,大幅縮減原有的營運規模,甚至直接撤出台灣市場,由區域的總部如香港、新加坡或語言更相通的上海直接接手看管),基本上是可以用寥寥無幾來形容,所以外資企業所創造的工作機會在近10年來,佔台灣全體工作量的比例應該是呈停滯,甚至是下滑的趨勢。

當然在新聞或報章雜誌裡常聽到所謂的外資,是指具有高度投機與機動的熱錢,主要是用來從事買賣股票、有價證劵或房地產,其資金會隨著有利或無利可圖的情況下快速流進或流出台灣,這樣的模式只能純粹被歸類為投機的性質,理所當然也就不會產生任何實質的工作機會。 

可能由於沒有經濟規模(台灣經濟產業結構是以中小企業為主,就算是所謂的台灣大企業或集團,絕大多數也稱不上是國際等級),國際上的競爭力又明顯不足,並且其中還有許多都具有家族背景等種種的因素,所以多數台灣本土企業的文化與經營模式,通常只有成本的考量,也都抱著能省則省的態度。也因此就算有獲利,也不會主動調薪,即便有調整,應該只是應付與施捨的心態,所以這樣的加薪動能根本無法長期維持下去。

20171006-總統蔡英文和外商合影。(尹俞歡攝)
總統蔡英文和外商合影。(資料照,尹俞歡攝)

奇怪的是:台灣經濟在現有的市場機制運作下,常看到政府用政策引導或道德勸說的方式,讓本土企業自動並能定期調升員工的薪酬,這樣的作法可能一時有誘因而產生效果,但長期來看因無強制力,所以效能必須要打上一個大問號。如果要導正這種經營心態,進而解決台灣低薪的問題,筆者認為只有大量引進外力,也就是外來的競爭力,具體來說就是:靠大型跨國的企業所創造出高過本國企業薪資的工作機會(除了質外,機會量也一定要同步大幅上升),那麼,自然會對台灣本土公司產生競爭人才的壓力,薪酬不持續走高也難。由於多數的大型外資企業通常有著一個信念與觀念:一個組織如果擁有越多優秀的好人才與優質的員工,才是企業永續發展的關鍵。也因此不管是在哪個國家或區域營運,在招募人才時,總是願意提供與付出比當地的企業或市場更高的薪資報酬與福利。

政府現在所必須要做的是,拋開選舉與政治上的意識形態,更不要再用不切實際的做法或想法,而是要提出明確與具體改善台灣投資環境重大的政策,並且積極地執行,重朔台灣投資環境的吸引力。政府部會最迫切要先落實改革:司法獨立性與公正性的建立、法律條文的強化與法規環境的優化、市場監理的嚴格執行與市場機制的完善,最重要的是全面提升立法的效率、政策執行的效能、政策的透明度和嚴謹問責制度的建立等。這些才有可能會讓台灣脫胎換骨,有機會擁有國際級的投資環境,自然而然大型跨國企業、集團或廠商會重新評估這個雖小但質優的台灣市場,並且制定新的經營戰略,進而設立營運據點或擴大目前的營運規模。

毫無疑問的是,有了這些外來直接投資,才會燃起經濟動能,並一定會轉換成更多比本國企業高薪的工作機會,削弱目前擁有比較大比重的台灣本土資方的薪資議價能力,漸漸平衡勞資天平,甚至開始傾向到勞方。用這種自然外來的競爭壓力,對台灣本土公司施壓,不管在薪資或福利上,一定會讓目前低迷的情況反轉,並往良性的方向發展(不過筆者認為也許最好的時機已經過了,以近20年來看,筆者認為2000年到2007年是亞洲各經濟體爭取大型跨國企業駐進最好的時間點,因為當時是亞洲金融風暴剛發生二、三年後,區域主要的經濟體都在積極規劃新的經濟戰略與重新自身的定位。拿香港或新加坡為例,就在2008年發生金融危機前的幾年,當時兩個城市的一個大學畢業生平均手中有4到5個工作機會可以做選擇,反觀台灣,平均4到5個大學畢業生競爭一個工作機會,很清楚可看到強勁的薪資成長動能絕對會是在前者。雖然時機已流逝,政府還是必須要做,不然台灣低迷的薪資在可見的未來裡,是沒有任何樂觀的可能性,更令人擔憂的是,人才外流問題衍生而出,沒有壞只有更壞)。

戰略定位與實現台灣為「區域中心」

筆者再提出一個建議,政府如果想要更進一步改善低迷的薪資,是一定要將台灣更長期的最高經濟戰略,不管是在哪個領域,將自己定位為區域中心,並且一定要落實。不過,為什麼這對拉升薪資有更進一步的效果呢? 舉個例來說,假如台灣成為亞洲另一個重要的金融中心或金融重鎮,許多跨國企業的區域總部會因此駐進或可能遷移至此,也因此質跟量(高薪與工作機會)一定會進一步提升。

中國明確允許外資企業參與國家科技計畫專案,三河市燕郊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內的一家新能源領域電氣設備製造企業(新華社)
中國明確允許外資企業參與國家科技計畫專案,三河市燕郊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內的一家新能源領域電氣設備製造企業(新華社)

如果越來越多大型跨國企業的區域總部設置在台灣,以辦公室區域層級的角度來看,配置在其他非區域總部城市的員工必須要向駐台灣的區域總部主管匯報與負責,也因此駐在台灣區域總部絕大多數的公司人員,其薪酬理應會優於其他非區域總部的員工。這個邏輯很簡單,試問如果台灣區域總部最高主管的薪資是X水準,他/她有可能低於配置在其他非區域總部的國家要向他/她匯報的主管嗎? 拿駐在香港這個傳統的亞洲金融區域總部的高階主管(或近10年來新興的競爭對手,如上海或新加坡等地的高階專業人士)來看,保守估計他們的平均薪資是高出要向他們匯報的台灣主管們平均3到5倍(就算是台灣區擔任最高的總經理,充其量也只不過是他/她底下的員工)。這個結果應該不會太令人意外,以常理來看,老闆的薪資絕對是高於他/她底下的員工,況且又是擁有區域總部地位的高階主管。

這樣的情況又有另一個可以拉升整體薪資的效用與動能,如果區域總部的高階主管們平均薪資是同區域配置在其他非區域總部城市的員工3到5倍,那麼在同總部辦公室所有中低層的員工,照理薪水也一定會高於配置在其他非區域總部辦公室的類似職位。進一步來說,假設一位亞洲區域的最高負責人想找一位祕書,如果這位高階主管一個月有1到2百萬新台幣的薪資,公司開出秘書月薪5到10萬,這樣的水平是應該是合情合理,既然這家外資企業開出秘書的薪水是達到這樣的水準,台灣本土企業想用低於5萬薪資水平聘請一位秘書,難度將可能會比過去高(當然前提是,這種外資高薪的工作越來越多,多到讓這種外資高薪成為勞工市場的常態)。所以不管願不願意,這些想要再利用,長年供大於需勞工市場的台灣本土企業(導致薪資的議價能力嚴重往台灣資方傾斜),來進行勞動剝削的現象,勢必就會因著市場行情走高的情況而畫下句點。

最後,筆者對於以上所作的長篇解釋與建議,是希望提供給政府一個比較「合理」的方向,更期待政府能提出真正實際且有效解決低薪問題的方式,鼓勵企業加薪只能當成是一個輔助的方法,不能拿來當核心。不過執政者願意選擇不走捷徑,並且真正落實多少對台灣有利的政策,在現有僵化的政治體制與民粹化的選舉社會裡,筆者沒有抱持著任何樂觀的想法。不過該說還是要說,不為一己之私,只希望前景不佳的台灣經濟不再受紛紛擾擾的政治影響,經濟能真正重新走回正軌。

*作者為中華民國玉山菊元協會資深國際研究員

關鍵字:

我要發風

風傳媒歡迎各界分享發聲,來稿請寄至 opinion@storm.mg

並請附上姓名、聯絡方式、自我簡介,謝謝!

本週最多人贊助文章

你可能也想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