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情況又有另一個可以拉升整體薪資的效用與動能，如果區域總部的高階主管們平均薪資是同區域配置在其他非區域總部城市的員工3到5倍，那麼在同總部辦公室所有中低層的員工，照理薪水也一定會高於配置在其他非區域總部辦公室的類似職位。進一步來說，假設一位亞洲區域的最高負責人想找一位祕書，如果這位高階主管一個月有1到2百萬新台幣的薪資，公司開出秘書月薪5到10萬，這樣的水平是應該是合情合理，既然這家外資企業開出秘書的薪水是達到這樣的水準，台灣本土企業想用低於5萬薪資水平聘請一位秘書，難度將可能會比過去高(當然前提是，這種外資高薪的工作越來越多，多到讓這種外資高薪成為勞工市場的常態)。所以不管願不願意，這些想要再利用，長年供大於需勞工市場的台灣本土企業(導致薪資的議價能力嚴重往台灣資方傾斜)，來進行勞動剝削的現象，勢必就會因著市場行情走高的情況而畫下句點。
最後，筆者對於以上所作的長篇解釋與建議，是希望提供給政府一個比較「合理」的方向，更期待政府能提出真正實際且有效解決低薪問題的方式，鼓勵企業加薪只能當成是一個輔助的方法，不能拿來當核心。不過執政者願意選擇不走捷徑，並且真正落實多少對台灣有利的政策，在現有僵化的政治體制與民粹化的選舉社會裡，筆者沒有抱持著任何樂觀的想法。不過該說還是要說，不為一己之私，只希望前景不佳的台灣經濟不再受紛紛擾擾的政治影響，經濟能真正重新走回正軌。
＊作者為中華民國玉山菊元協會資深國際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