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現在所必須要做的是，拋開選舉與政治上的意識形態，更不要再用不切實際的做法或想法，而是要提出明確與具體改善台灣投資環境重大的政策，並且積極地執行，重朔台灣投資環境的吸引力。政府部會最迫切要先落實改革:司法獨立性與公正性的建立、法律條文的強化與法規環境的優化、市場監理的嚴格執行與市場機制的完善，最重要的是全面提升立法的效率、政策執行的效能、政策的透明度和嚴謹問責制度的建立等。這些才有可能會讓台灣脫胎換骨，有機會擁有國際級的投資環境，自然而然大型跨國企業、集團或廠商會重新評估這個雖小但質優的台灣市場，並且制定新的經營戰略，進而設立營運據點或擴大目前的營運規模。
毫無疑問的是，有了這些外來直接投資，才會燃起經濟動能，並一定會轉換成更多比本國企業高薪的工作機會，削弱目前擁有比較大比重的台灣本土資方的薪資議價能力，漸漸平衡勞資天平，甚至開始傾向到勞方。用這種自然外來的競爭壓力，對台灣本土公司施壓，不管在薪資或福利上，一定會讓目前低迷的情況反轉，並往良性的方向發展(不過筆者認為也許最好的時機已經過了，以近20年來看，筆者認為2000年到2007年是亞洲各經濟體爭取大型跨國企業駐進最好的時間點，因為當時是亞洲金融風暴剛發生二、三年後，區域主要的經濟體都在積極規劃新的經濟戰略與重新自身的定位。拿香港或新加坡為例，就在2008年發生金融危機前的幾年，當時兩個城市的一個大學畢業生平均手中有4到5個工作機會可以做選擇，反觀台灣，平均4到5個大學畢業生競爭一個工作機會，很清楚可看到強勁的薪資成長動能絕對會是在前者。雖然時機已流逝，政府還是必須要做，不然台灣低迷的薪資在可見的未來裡，是沒有任何樂觀的可能性，更令人擔憂的是，人才外流問題衍生而出，沒有壞只有更壞)。
戰略定位與實現台灣為「區域中心」
筆者再提出一個建議，政府如果想要更進一步改善低迷的薪資，是一定要將台灣更長期的最高經濟戰略，不管是在哪個領域，將自己定位為區域中心，並且一定要落實。不過，為什麼這對拉升薪資有更進一步的效果呢? 舉個例來說，假如台灣成為亞洲另一個重要的金融中心或金融重鎮，許多跨國企業的區域總部會因此駐進或可能遷移至此，也因此質跟量(高薪與工作機會)一定會進一步提升。
如果越來越多大型跨國企業的區域總部設置在台灣，以辦公室區域層級的角度來看，配置在其他非區域總部城市的員工必須要向駐台灣的區域總部主管匯報與負責，也因此駐在台灣區域總部絕大多數的公司人員，其薪酬理應會優於其他非區域總部的員工。這個邏輯很簡單，試問如果台灣區域總部最高主管的薪資是X水準，他/她有可能低於配置在其他非區域總部的國家要向他/她匯報的主管嗎? 拿駐在香港這個傳統的亞洲金融區域總部的高階主管（或近10年來新興的競爭對手，如上海或新加坡等地的高階專業人士）來看，保守估計他們的平均薪資是高出要向他們匯報的台灣主管們平均3到5倍（就算是台灣區擔任最高的總經理，充其量也只不過是他/她底下的員工）。這個結果應該不會太令人意外，以常理來看，老闆的薪資絕對是高於他/她底下的員工，況且又是擁有區域總部地位的高階主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