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在8路軍、新4軍根據地落難的美國飛行員為延安美軍觀察組的首要任務，於是就有了空地救援組的惠特塞（Henry S. Whittlesey）上尉隨團而行。惠特塞甚至還獲得中共高層批准進入晉冀魯豫邊區考察，在鄧小平幫助下於8路軍太行山根據地的山西省黎城長寧村修建機場，好讓獲救的美軍飛行員能直接經由空運飛回重慶，而不需要靠雙腳在地面上行走，長途跋涉回到後方。
不幸的是，惠特塞在1945年1月19日於山西省省會太原附近的一座村莊行動時遭日軍以優勢兵力包圍被俘，並慘遭殺害。於是後來中共便將長寧機場又命名為惠特塞機場，來紀念這第一位與共軍合作卻死在日軍手中的美軍英烈。惠特塞並沒有白白犧牲，因為後來克勞佛中尉就是從這座機場搭乘C-47運輸機脫離險境的。
中共的心思不在抗日
美國基於打倒軸心國的需要，選擇與蘇聯還有中共等共產黨合作，確實令當時的國民政府不快。可根據筆者在美國空軍中服役的好友傑克遜（Daniel Jackson）研究，中共在抗戰期間總計拯救了80名美軍飛行員，占全體在中國獲救的735名美軍飛行員當中的12%。雖然數量還是不如國軍或者一般老百姓，但在維持美國軍心士氣上仍多少有些幫助，確實是有所必要。
不過美國的重心放在抗日上，卻不代表中共也是如此。8路軍與新4軍救助美軍飛行員所付出的代價只有500人，而國軍的第3戰區光是在1942年4月18日的杜立德空襲後（Doolittle Raid）就營救了80名美國飛行員，並為此在日軍發起的浙贛會戰中付出了25萬軍民死傷的代價。雖然國軍在「一號作戰」中的表現不給力，但是在營救美國飛行員的表現上，還是遠遠把共軍甩在後頭。
而共軍營救美國飛行員的目的，並不是希望能提早打敗日本侵略者，而是希望美國能夠把對中國的承認由重慶轉移到延安。意即期待美國在中國效法英國在南斯拉夫的策略，從以打擊德國的戰略為優先，承認南斯拉夫共產黨人狄托（Josip Tito）領導的游擊隊（Partisan），將效忠南斯拉夫王室的「切特尼克」（Chetniks）反抗軍一腳踢開。
謝偉思（John Service）與戴維斯（John Paton Davies Jr.）等美國駐華外交官，不斷向華府傳遞所謂國民政府不民主又消極抗日的假消息，鼓動美國政府把「兩個中國」政策搬上檯面，承認延安是一個與重慶平起平坐的中國政權，還影響了美軍駐華司令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最終史迪威因為向蔣中正索要國軍兵權，引發了中美兩國之間極大的政治風暴，也導致了他本人被召回美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