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簡單的說，且不論各自立場之申論（或強辯），「8:8，再加一」，根本就是荒謬的表決，不管這「加一」是加在哪一邊，永遠都是政治決定，而非專業評估的結果。甚者，這項決定，對於環評大會而言，它是不需要負責的，至多如現在一樣，沒有下台與否的問題，縱使進入爭訟階段，出來面對的，絕不是環評委員。結果就是，沒有專業、沒有課責、更沒有信任。
深澳電廠環評絕非「不許推翻」
不過，即便澄清了前述制度上的基本問題，深澳電廠環評案在法律解釋與適用上的爭議，其實另外突顯了我國整體環評法制上猶待釐清與解決的疑義。簡言之，前述論者提到信賴保護的問題，但信賴保護不能影響「廢止與否」，而頂多是在確認處分應予廢棄後，對於信賴利益應「如何補償」的問題（行政程序法第126條參照）。即便原先有個環評處分，在法規若明定在一定情況可以廢止（行政程序法第123條參照），那就不當然成為「絕不能動」的尚方寶劍。真正該討論的，是考慮十多前的環評審查結論，是否對公益將有「重大危害」者，或是當年做成結論「所依據之法規或事實事後發生變更」？簡單言之，十多年前的時空環境背景、十多年後的環境負荷能力，以及這段期間的環境品質惡化，是否已經使得它該被廢止？（誠然，另外還要解決前述廢止原因之發生，是否已過兩年的除斥期間？）
再者，即便回到環評法本身的規定，論者認為只有在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8條的規定下，才可以要求業者就變更的部分重做環評，但，曾幾何時，施行細則可以限制母法立法目的之實現？更不要說，即便固執的謹守施行細則的規定，既然仍要求對變更部分進行審查，此際自然就沒有詹副署長所云，「依法當然要通過」，或「投反對票就是違法」這回事（不論是要依環評法第16條、第16條之1，也不論是依據施行細則第37條、第38條，這些規定都要求應經核准；即便是施行細則第36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也有備查的要求）。
我國環評的另項特色，正是一堆「後門」：變更申請、環境現況差異分析、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以及變更內容對照表等便宜措施等。這些後門，就允許業者透過這樣的便宜措施，「先取得環評通過，再來想辦法變更」的另項畸形發展。
綜此，當我們看到我國的環評法制已然走到了第24個年頭，紛紛擾擾的成長過程，在制度運作與法律解釋上，往往參雜了掌有話語權者的價值立場，結果就是，原本應該提供解決紛爭的管道，卻成為紛擾的源頭。因此，透過深澳電廠環評一案，期待它可以成為環境法的「憲法時刻」。重點不在於誰背叛了誰，而是要能讓環評法的修正導入正途，還它應有的面貌，而不再只是讓掌權者假專業之名、行專擅之實的場域，不再讓環評成為空泛專業之託詞。
＊作者為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本文原刊《筆震》論壇，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