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句嘲諷說明了為何會出現上述事件──行政院長是僅次於總統的第二號大人物，任何公開的言行舉止都是重大新聞，即使是有口無心的念一篇由幕僚準備，純屬應付場面的演講稿也不例外。
不論是在極權或民主國家，「官尊民卑」都是永恆不變的事實，於是在「唯名是尚的新聞價值觀」之下，反映在媒體報導上的就是對執政團隊和公共事務那無比忠實、毫無質疑的傳聲筒式報導。
再以新冠疫情為例。在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主動要求購買並捐贈新冠疫苗時，衛福部先是用各種理由推拖，隨後因民怨沸騰並且拉上台積電之後才獲得同意，但送件後又因為缺了「原廠授權書」而遭到擋關。
奇怪的是，台灣至少有數十位主跑衛福部的記者，但居然沒有人質疑原廠授權書到底是什麼，是否屬於法定事項等等，一切都以衛福部的公開宣示為準──其後有多位在野黨政治人物指出，藥事法和相關法規中根本沒有原廠授權書這件事，但結果都證明媒體人根本不在乎！
這種缺乏思考，只會「複製貼上加微調」，省略基本查證工作的報導，坐實了媒體人那「純屬傳聲筒」的定位──在官員和其他名人眼中，媒體人只是「我餵你什麼，你就乖乖吐出什麼」的免費傳播工具，而且有一堆人搶著幹這個活，根本就是一群微不足道的螻蟻！
最能夠反映這種不對等關係的，或許是深具群眾魅力的美國已故總統甘迺迪所言：我只看副刊，因為其他版面的新聞都是我給的！不難想像，所謂的無冕王，在甘迺迪眼裡算是哪棵蔥！
工作價值觀的扭曲
其三，台灣的企業都強調「效率至上」，用最少的資源做最多的事情，媒體當然也不例外。於是，在最短的時間內繳出好幾條新聞，讓報導篇數或長度達到正式或非正式要求的水準，就變成記者的首要任務，至於比較難以衡量考核的客觀、平衡等理想，以及報導真相等天職，就只能期許等到自己的職位夠高夠穩，不必接受篇數與長度的考核之後，再斟酌當時狀況謀求改善。
遺憾的是，即使當上總編輯，這個期許還是很難實現，理由很簡單──你不必接受篇數與長度的考核，但你的部屬逃不掉，如果要求他們耗費大量時間來改善報導內容，等於是要求他們做到自己無能為力的事情，稍有良心的主管都開不了口。
我知道這個「理想與現實落差」的存在，因此我能夠容忍許多按理不應該存在的報導。例如，許多媒體人每天第一件事就是盯緊手上的網紅名單，因為不論這些網紅的臉書貼文有多麼離譜，都能夠讓自己幾乎不費吹灰之力的繳出一篇甚或好幾篇報導。又如，許多宣稱「網揭真相」的廢文，雖然只是一群鍵盤族在PTT上的隨興發言，不太可能衍生共識或結論，更遑論發掘真相，但媒體人同樣可以藉由複製貼上加微調，輕鬆愉快的繳出一篇最新的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