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李國鼎先生創辦的群我倫理基金會，發布了兩年一次的「台灣社會信任調查」，在其中所涵蓋的16種職業類別當中，民眾信任度最低的5個是中央部會首長、法官、縣市議員、立法委員，以及很遺憾的，連續多次調查中持續吊車尾的新聞記者！
多年前我看過一道邏輯思考題：若白宮同時接到哈佛大學校長、通用汽車(當時美國最大的企業)執行長、和紐約時報總編輯的電話，那麼美國總統會先接哪一通？標準答案是紐約時報總編輯，而這也是對媒體的「第四權」和媒體人的「無冕王」地位所賦予的最高讚美。
然而，台灣的媒體和媒體人顯然並沒有這種覺悟與風範。從日本殖民地政府到國民黨政權，台灣曾經度過漫長的媒體管制時期，其間媒體的主要角色只是眾所周知的「傳聲筒」，主要任務在於「洗腦」與「政令宣導」。
以當時的體制而言，成立中央通訊社確實有其必要，不但可以協助媒體達成任務，更能夠避免重複採訪與報導衍生的資源浪費。至於媒體之間的競爭，基本上就是仰賴媒體實務中所言的3S── Star, Sport, and Sex (可以譯為影視、運動、和社會新聞)。
如今，台灣的媒體絕對可以稱為「百家爭鳴」。在美國自由之家的最新年度報告中，「媒體獨立性」獲得滿分的評價。至於媒體「綠多藍少」或「獨多統少」的現象，則至少可以用媒體人「志同道合」的心理機制，和媒體老闆「投顧客所好」的商業機制來解釋。
不幸的是，許多事證顯示，或則是政治氛圍的限制，或則是謀求私利的考量，我們的媒體人似乎繼續停留在「傳聲筒」的時代，即使本意並不是「配合洗腦」，但實質上確實達到洗腦的效果。至於所謂的媒體的天職是「報導真相」、「維護民眾知的權利」、乃至於「監督政府」等等，基本上已經可以視為夢話了。
兩千條人命，輕描淡寫帶過？
近期最讓我感到荒唐與憤怒的兩件事都來自於新冠病毒。其一是，對於新冠病毒確診者那高達5%，比全球平均高出一倍多，讓部分台灣醫界人士覺得「很丟臉」的死亡率，在衛福部長陳時中輕描淡寫的一句話，「實際確診人數可能高於目前確診數字」，就從此等同於在新聞界消失，只有已經被扣上「紅媒」帽子的媒體還會偶爾提到。
其二則是，許多民眾在注射新冠病毒疫苗之後猝死，媒體在初期還偶爾略有著墨，但很快的就完全接納官方說法，在報導死亡人數的同時，也附帶指出其中許多人都有慢性病史。於是，這一千多人的死因，就迎合了官方所言的「正常病故的巧合」，更直白而殘忍的說法就是「這些人本來就離死不遠」！
那可是將近兩千條鮮活的人命啊！媒體人究竟是冷血到什麼程度呢？而這個冷漠的現象豈不是意味著，台灣多數媒體已經向政治臣服，自願扮演獨派政權的傳聲筒，成為「大內宣」的執行者，讓民眾只能看到聽到「勝利者所寫的歷史」？而只有被扣上「紅媒」帽子的媒體還偶爾提到，豈不是意味著身為「失敗者」的統派與友中派等等，只是在進行徒勞的掙扎，不想讓自己眼中的真相湮沒於歷史塵埃中？ （相關報導： 「開放萊豬確實增進台美關係」 王美花：現在禁萊豬很難向美國交代 ｜ 更多文章 ）
「醫療」是科學層級當中居於上位的學門，其「證據本位(evidence-based)」的立論廣受讚揚，但我們的媒體人居然用受制於個人主觀看法的詮釋觀點來處理，並服從「多數人認定的真相就是實際的真相」這個社會建構觀點。那麼，在可以各說各話，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卻足以決定2300萬人命運的政治領域將會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