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必須看到，作為浸淫於市場經濟中的粉紅一代，對資本的厭惡以及對「短片馬克思主義」的熱衷，仍然具有一種晚期資本主義症候。較少生活經驗、待遇預期下降、趣緣群體的相對封閉性、政治正確的保護、感情用事，再加上抑鬱症文化的流行和利用焦慮獲得流量的自媒體渲染等，這些要素同全球資本內卷加劇一起，生產出一種「愛國反帝反資導向+容易受傷的二次元怨氣」的青年情感模式。
這可能是小粉紅「精神分裂式心態」的來源之一。與其說這是左翼的回歸，不如說更類似於福山所說的當下西方青年在政治經濟惡化與身分政治氾濫疊加下所產生的「怨恨政治」。西方的怨恨政治在選舉政治下，極易轉化為街頭政治和民粹政治，而當下中國青年中間擴散的怨氣則轉化為自暴自棄的心態和網路輿論。
例如B站青年提出的四大「反抗」：不買房、不結婚、不生育、不996。「我躺平，資本家就不能再剝削我。」這種怨憤的本質，一方面是反對資本壓榨的合理訴求，另一方面更是已經被消費主義薰陶的心靈，因為得不到消費主義滿足而產生的挫敗感。其觀念並不指向階級敘事或者生產方式敘事，而是指向類似西方社會民主主義的福利敘事。
缺少解釋小粉紅「原力」湧動的理論
有論者嘗試以「新個人主義」來描述當下網路青年的精神狀態。在市場經濟時代，個人主義當然是一個現實性和實踐性的核心命題，但小粉紅所呈現的個人主義與國族主義的混合體，明顯超越了抽象的個人主義。
20世紀80年代思想解放裡的「個人」是知識份子想像的人道主義的、精神純粹的個人。20世紀90年代全面改革開放之後，市場經濟一騎絕塵，此時的個人一度是西方經濟學裡的抽象「經濟人」，隨後又在金錢浪潮中化身為真實的草莽梟雄或者雇用個體，嚴重衝擊知識份子對個人的美好想像，從而有了1994年文學界的「人文精神討論」。1998年出版的《沉重的肉身》，可謂後革命時代以及社會轉型時期知識份子倫理學的總結，專注於討論從人民倫理向個體自由倫理蛻變時的「痛並快樂」。
然而和小粉紅一代對比，可以發現這實際是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時期才會發生的特定個人倫理現象，在這個「沉重」當中，並不包含對貧富差距和個人生活品質的焦慮，因為那時的「個人」尚未全面遭遇房價、婚育成本、加班與待遇的苦惱，也不包含與世界各國國民直接碰撞帶來的體驗──這些體驗是今天「改革深水期」與全球化消費時代的年輕人才會遭遇的。
2008年以後，隨著中國崛起開始顯山露水，中國人直接置身於全球化媒介交流與競爭情緒當中。小粉紅現象就是這種位置碰撞的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