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間普遍注意到，小粉紅的愛國主義情感已經發展為一種政治正確，具有說一不二、不容商量的特點。比較突出的是「挖墳」行為，即通過社交媒體挖出一些人物過去涉及國家的不當言論，進行舉報、投訴。從當下的導演趙婷，到已故的音樂家傅聰，都因為過去的親西方言行而在社交媒體上遭到廣泛抨擊。抨擊者往往拒絕考慮過去的語境，拒絕理解個人與時代的變化，一概以當下中美對立為劃線標準。如何認識這種特質？
一方面，這種刻板化、絕對化的認知模式，源於青少年雖然擁有較多日常消費、娛樂生活經驗，但較缺少嚴酷生存與社會工作經驗，因此較難進入具體複雜的現實語境思考問題，而是習慣於根據言語符號來識別敵我，進而形成標籤化的情感和觀點。
這並非民族主義式的狹隘，而是一種全球流行的現代症候。近期出版的《嬌慣的心靈》（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一書，詳細闡釋了美國青年如何毀於濃厚的政治正確和過度保護的氛圍之中，越來越敏感，容易心靈受傷，進而激動進行「揭發」「舉報」。他們被一套關於「微侵犯」的說法灌輸，熱衷於審查日常生活中身邊人的一切微小言行是否符合政治正確、是否涉嫌騷擾侵犯。
小粉紅共用了這種政治正確的形式，但是換掉了其內容。在這個意義上，小粉紅及其「普世價值」對手都是言語化的人，即根據言語體現的觀念來識別敵我，而非根據現實經驗考量。這也提醒我們，小粉紅是否會共用美國青年的脆弱心靈？
另一方面需要看到，恰恰在政治領域，情感總是最直接的識別機制，能夠比理性更快地識別敵我。身分政治原本就是一種情感政治，取決於具體境遇中的情緒體驗。
當國際鬥爭關係不以人的意志轉移而存在，當「普世價值」主義者訴諸「理性」「啟蒙」一類言辭批判小粉紅，卻無法掩蓋自身的親西方情感立場，就不可能獲得對方的尊重。正如新冠疫情期間，香港醫學專家管軼談內地的防疫，說「這次我怕了」、「就連我這種也算身經百戰的人都要當逃兵」，他在醫學專業能力上也許過硬，但是相比逆向而行援助武漢的中國醫護隊，他明顯流露出自己的情感立場，因而遭到青年線民的抨擊。
（三）「散戶出征」：飯圈的組織模式
2019年8月的飯圈女孩出征事件戲劇性地體現出，小粉紅運動與日常飯圈運動的同構性，以及與之前愛國運動的極大不同。1999、2004、2005和2012年反美反日運動均發展為上街遊行，內含對宏大政治主題與形式的渴望，小粉紅的「出征」則是單純的線上運動：分工合作、創作文案、打榜引流、刷屏控評、舉報投訴……且紮根於各種網路趣緣共同體的日常組織活動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