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不只要求國際共產黨效力國民政府，還施壓中國共產黨到前線與日軍作戰，因此以朱德為代表的共軍將領在1940年的表現都還稱得上積極。尤其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更是主張將抗戰的領導權完全交給國民政府，交給蔣委員長，無條件的將共軍全部投入於對日作戰。隨後王明就被毛澤東扣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遭受排山倒海的政治批判。
毛澤東並不打算把主力派到前線抗日，更不打算接受蔣委員長的領導，可當時的毛澤東實力並不夠堅強。如果蔣中正決定把親蘇的道路推行到底，完全有機會與王明或者其他反毛的中共元老聯手推翻毛澤東，再和這些共產黨的溫和派建立「統一戰線」政府，從而避免日後大陸的淪陷。以蘇聯當年完全沒向中共提供一槍一彈的情況來看，史達林也不會對毛澤東伸出援手。
國府內部的親蘇勢力
在孫中山「聯俄容共」遺緒的影響下，國民黨內也有龐大的親蘇勢力存在。親蘇勢力未必是指親共勢力，就好比新加坡的李光耀父子，他們反對試圖赤化新加坡的馬來亞共產黨，卻與實施共產主義的中共及北韓交好。大韓民國和實施共產主義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對立，卻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緊密的貿易合作夥伴。
不在本國實施共產主義，不代表不能親近外國的共產黨，即所謂的「非共」而「不反共」政策。前面提到的孫科與楊杰，都是親蘇外交國策的支持者。此外還有如陳立夫等人，雖然強烈反共卻也反對西方「帝國主義」，從而積極期待與蘇聯或者德國等歐陸國家合作抵抗以英美為代表的海洋國家聯盟。就好像伊拉克的海珊，雖然在國內屠殺共產黨，但是在外交上採取親蘇政策。
尤其是當蘇聯與德國在1939年結盟，開始瓜分歐洲大陸，將英國勢力驅逐回不列顛群島之後，孫科和陳立夫更是從中看到了世界秩序洗牌的可能性，主張中華民國早日加入軸心國集團。唯有如此，中華民國才有可能與蘇聯、德國還有日本共同瓜分世界，而不是坐以待斃等待日本與蘇聯瓜分中國。延安方面更是從意識形態的角度出發，替蘇聯與納粹的結盟尋找道德正當性。
表面上效力國民政府，實際上替共產國際和中共服務的李友邦，就指出蘇聯和德國結盟的目的是要突破英法「帝國主義」對蘇聯的包圍。既然資本主義與法西斯主義都是共產主義的敵人，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本來就都是共產主義求生存的手段，那麼蘇聯聯合德日與聯合英法的差別只是在於由誰先扮演那個第一個被打倒主要敵人而已。
然而蔣中正拒絕了來自楊杰、孫科以及陳立夫等人的建議。對於蘇聯，他認為確實是一個可以暫時合作的國家，尤其是在日本侵略中國的前提之下。不過蔣中正從更長遠的遠光出發，認為蘇聯終究還是會在日本投降之後成為中國的頭號威脅。而且他反對的並不只是蘇聯這個政體，因為他知道俄羅斯對中國的侵略早從伊凡三世以來就已經開始，所以整個俄國都是中華民國的「世仇大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