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的文章中，我們討論了蘇聯與重慶國民政府的關係從1940年起開始惡化的原因，那就是中華民國在1939年12月24日召開的國際聯盟大會中，針對是否譴責蘇聯侵略芬蘭，還有將蘇聯從國際聯盟驅逐出去的決議案中投下了棄權票。由於國際聯盟的任何決議案，都是要以常任理事國與非常任理事國無異議通過為基礎，沒有投下否決票的中華民國形同投下了譴責與驅逐蘇聯的贊成票。
1928年簽署的《非戰公約》（General Treaty for Renunciation of War as an Instrument of National Policy），讓顧維鈞等中華民國資深外交官對一戰後壟罩在西方國家的反戰情緒有充分瞭解。所以「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國民政府得以藉由實施「不抵抗」政策的方式，換得西方國家對中華民國的普遍同情，於1933年成功將日本逼出國際聯盟。
在顧維鈞、胡適還有宋美齡等人強大的公關能力施展下，中華民國慘遭日本侵略的形象深植人心，所以即便是全面對日抗戰爆發後還是廣泛受到西方輿論的同情。唯一的差別，是中華民國從手無還擊之力的被侵略者轉而成為了英勇的抵抗者。假若在蘇聯侵略芬蘭的戰爭中，國民政府深植西方人心的反侵略形象就徹底破滅。
然而諷刺的是，蘇聯又是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以來，唯一向中華民國伸出援手的國家。所以蔣中正與顧維鈞等人在國聯支持芬蘭的行為，在國內也遭到一定程度的抵制，比如孫中山先生的公子，時任中蘇文化協會主席的孫科，就是主張不顧一切鞏固與蘇聯外交關係的「親蘇派」。時任駐蘇聯大使的楊杰，則乾脆主動辭掉了自己的駐蘇聯大使職務來向蔣中正提出抗議。
此後希特勒撕毀《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向蘇聯發起全面進攻，才給蘇聯與納粹共同瓜分歐洲的時代畫下休止符。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蘇聯與中華民國同為接受英美支持的反法西斯同盟國，可史達林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都不曾給蔣中正好臉色看過。今年為蘇聯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80周年，就讓我們分析蔣中正與蘇聯的鬧翻，究竟給中華民國帶來了哪些利弊得失。
史達林對蔣中正的期望
首先我們要理解史達林這號人物的思維，他比起試圖推動世界革命的列寧而言，其實更像帝俄時代的沙皇。從其參加二戰以前對德國、日本的妥協，乃至於後來他同邱吉爾、羅斯福舉辦的數次國際會議中，尋求的都是蘇聯與軸心國或者同盟國之間的「勢力範圍」或者「緩衝區」來看，史達林所期望的只是蘇聯的鄰國親近蘇聯，而不見得非要這些鄰國通通成為共產黨執政的國家。
雖然在東歐或者北韓這些由蘇聯紅軍親自「解放」的國家，最後都無一倖免淪為共產主義國家，但是史達林還是遵守了他對邱吉爾的承諾，沒有干預英軍對希臘共產黨的鎮壓行動，同時也拒絕支持法國和義大利的共產主義暴動，只因為地中海和西歐在他看來都是英美的「勢力範圍」。這並不是指史達林沒有赤化西歐的野心，而是在與納粹一戰後，蘇聯已失去與英美攤牌的實力。
所以蘇聯至少需要20年的時間休養，才能考慮是否要赤化西歐，或者是把世界革命推行到底的問題。在1943年10月舉行的莫斯科會議上，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便開宗明義強調了史達林的主張：「如果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想要達成協議，就必須有個分隔，這是你的勢力範圍，這是我的勢力範圍，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時間拉回到對日抗戰爆發前，中國共產黨的武裝革命已經徹底失敗，國軍攻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首都江西瑞金，迫使工農紅軍逃竄到延安。史達林明瞭中共無力赤化中國，且蘇聯又面臨德國與日本夾擊的危機，決定向蔣中正伸出橄欖枝。他不只要支持中華民國抵抗日本，還希望中國共產黨能夠集體加入蔣中正領導的國民政府，將中華民國轉化為親近蘇聯的國家。
換言之，只要中華民國成為蘇聯「勢力範圍」，採取無條件親近蘇聯的外交政策，史達林將支持蔣中正領導的國共聯合政府。這是為什麼從1937年到1939年，蘇聯積極支持蔣中正對抗日本的原因。史達林對蔣中正的支持，不光是提供飛機、戰車、火砲及槍械而已，同時還號召全世界尤其是亞洲的共產主義革命者投身國民政府的抗日事業。
蔣中正的「國際縱隊」
蘇聯打從列寧革命以來，就以國際主義為號召推動世界革命。史達林雖然更像沙皇而不像列寧，但表面上是共產主義者的他還是比沙皇多了一個武器，就是號召國際共產主義者在海外充當蘇聯馬前卒，推行有利於蘇聯的外交或軍事行動。比如1936年到1939年的西班牙內戰中，蘇聯就號召來自全世界，包括中國的左派份子前往伊比利半島支持左翼的共和政府對抗右翼軍人佛朗哥。
抗戰爆發後，不只中國共產黨在史達林要求下與中國國民黨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日本、朝鮮與中南半島共產黨都集結到了中國，成為蔣中正的「國際縱隊」，就如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國際縱隊」一樣。比如中華民國空軍在1938年5月19日對日本九州發起的「人道遠征」，投下的反戰傳單就是由日本左翼作家鹿地亘所撰寫。
過去筆者介紹過的朝鮮義勇隊隊長金元鳳，還有中南半島共產黨領袖阮愛國（後來的胡志明），都在抗戰爆發後進入中國，接受過國民政府的領導。台灣義勇隊創辦人李友邦將軍，雖然有著強烈的祖國情懷，可是在共產國際「一國一黨」的原則下，來自日本殖民地台灣的他仍是廣義上的「日本人」，屬於「國際縱隊」的一份子。
史達林不只要求國際共產黨效力國民政府，還施壓中國共產黨到前線與日軍作戰，因此以朱德為代表的共軍將領在1940年的表現都還稱得上積極。尤其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更是主張將抗戰的領導權完全交給國民政府，交給蔣委員長，無條件的將共軍全部投入於對日作戰。隨後王明就被毛澤東扣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遭受排山倒海的政治批判。
毛澤東並不打算把主力派到前線抗日，更不打算接受蔣委員長的領導，可當時的毛澤東實力並不夠堅強。如果蔣中正決定把親蘇的道路推行到底，完全有機會與王明或者其他反毛的中共元老聯手推翻毛澤東，再和這些共產黨的溫和派建立「統一戰線」政府，從而避免日後大陸的淪陷。以蘇聯當年完全沒向中共提供一槍一彈的情況來看，史達林也不會對毛澤東伸出援手。
國府內部的親蘇勢力
在孫中山「聯俄容共」遺緒的影響下，國民黨內也有龐大的親蘇勢力存在。親蘇勢力未必是指親共勢力，就好比新加坡的李光耀父子，他們反對試圖赤化新加坡的馬來亞共產黨，卻與實施共產主義的中共及北韓交好。大韓民國和實施共產主義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對立，卻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緊密的貿易合作夥伴。
不在本國實施共產主義，不代表不能親近外國的共產黨，即所謂的「非共」而「不反共」政策。前面提到的孫科與楊杰，都是親蘇外交國策的支持者。此外還有如陳立夫等人，雖然強烈反共卻也反對西方「帝國主義」，從而積極期待與蘇聯或者德國等歐陸國家合作抵抗以英美為代表的海洋國家聯盟。就好像伊拉克的海珊，雖然在國內屠殺共產黨，但是在外交上採取親蘇政策。
尤其是當蘇聯與德國在1939年結盟，開始瓜分歐洲大陸，將英國勢力驅逐回不列顛群島之後，孫科和陳立夫更是從中看到了世界秩序洗牌的可能性，主張中華民國早日加入軸心國集團。唯有如此，中華民國才有可能與蘇聯、德國還有日本共同瓜分世界，而不是坐以待斃等待日本與蘇聯瓜分中國。延安方面更是從意識形態的角度出發，替蘇聯與納粹的結盟尋找道德正當性。
表面上效力國民政府，實際上替共產國際和中共服務的李友邦，就指出蘇聯和德國結盟的目的是要突破英法「帝國主義」對蘇聯的包圍。既然資本主義與法西斯主義都是共產主義的敵人，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本來就都是共產主義求生存的手段，那麼蘇聯聯合德日與聯合英法的差別只是在於由誰先扮演那個第一個被打倒主要敵人而已。
然而蔣中正拒絕了來自楊杰、孫科以及陳立夫等人的建議。對於蘇聯，他認為確實是一個可以暫時合作的國家，尤其是在日本侵略中國的前提之下。不過蔣中正從更長遠的遠光出發，認為蘇聯終究還是會在日本投降之後成為中國的頭號威脅。而且他反對的並不只是蘇聯這個政體，因為他知道俄羅斯對中國的侵略早從伊凡三世以來就已經開始，所以整個俄國都是中華民國的「世仇大敵」。
蘇聯與日本的勾結早已開始
莫斯科方面，一直認為英法與中華民國有「禍水東引」或者「禍水北引」的戰略計劃，並以此為理由來正當化自己在1939年和1941年與德國、日本結盟的過往。事實上，如果不是因為希特勒與史達林兩人在劃分「勢力範圍」時過度的互不相讓，或許蘇聯早已成為軸心國正式的成員，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局都會改觀。
確實，蔣中正有對日本進攻蘇聯的期待，就如同當時絕大多數西方世界的領袖一樣，希望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能夠消滅彼此。此種期盼，從我們事後諸葛的角度來看確實是過於天真。然而即便史達林早已洞悉蔣中正的想法，他還是在抗戰爆發之初向中華民國提供援助，而中華民國領了蘇聯的援助，也確實一度避免了蘇聯遭到德日雙面夾擊的命運。
換言之，無論蔣中正與史達林背後有各懷什麼鬼胎，都沒有阻礙他們在牽制日本這點上成為合作的夥伴。所以真正的癥結點，還是在於蘇聯與日本簽署的《日蘇中立條約》，到底是不是受到中華民國在國際聯盟大會上支持芬蘭的影響下促成的。中華民國到底有沒有「對不起」蘇聯，讓蘇聯有在1941年4月13日與日本和解，甚至於承認滿洲國的「正當性」？
答案是否定的，因為早在1939年12月14日，即中華民國投棄權票導致蘇聯退出國際聯盟之前，蔣中正就已經得知蘇聯在與日本接觸的情報。從蘇聯能夠放下意識形態的差異，迅速與希特勒結盟瓜分波蘭、波羅的海以及北歐這點來觀察，蔣中正不難做出史達林在利益合拍的情況下會轉而與日本一起瓜分中國的判斷。
假若在國際聯盟支持蘇聯，勢必會導致中華民國失去英法，尤其是美國的同情。在得罪美國的同時，中華民國還未必能阻止蘇聯與日本的和解，畢竟早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不久，馬占山將軍在嫩江橋上與關東軍的對抗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史達林明確向關東軍表達不介入日軍侵略東北所導致。顯見蘇聯任何針對中國的外交政策，取決的都還只是自己的利益，不是中華民國的態度。
不可避免的決裂之路
根據1941年派往中國，出任蔣中正軍事顧問的崔可夫（Vasily Chuikov）將軍回憶，此刻蘇聯對國軍的評價已經是惡劣到了極點。他在回憶錄中指出，蔣中正毫無抵抗侵略者的誠意，而是一心想消滅共產黨。崔可夫指出：「共產黨的聲望日隆，這一點讓蔣介石深感憂慮，甚至要比日本人取得軍事勝利還要憂心。不睦終於導致武裝衝突。」
顯見到了這個時候，蘇聯對蔣中正的態度已經沒有抗戰初期那麼熱誠，不再強逼中共必須要與國民政府合作。考量到崔可夫在來中國以前，曾經參加侵略芬蘭的戰爭，不知道是否中華民國在國際聯盟的投票也影響了他對蔣中正的判斷？總之在第3戰區對新4軍發起進攻之後，持續支持蔣中正對蘇聯而言已經沒有必要。
蘇聯提供的I-15bis、I-153以及I-16等老飛機，看在蔣中正眼中到了40年代也早就過時。國民政府試圖向蘇聯尋求提供更先進的MiG-1戰鬥機，卻從來沒有下文，顯見史達林也不打算再給國軍更好的機種，否則裝備米格機的中華民國空軍出現在歷史之中，可能會讓人跌破眼鏡。總之到了1941年春天，雙方的關係真的是回不去了。
《日蘇中立條約》的簽署，還有蘇聯對滿洲國與日本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承認，都讓蔣中正對日蘇瓜分中國的預料成為了現實。可惜希特勒沉不住氣，對蘇聯發起了進攻，導致蘇聯在英美眼中的戰略地位大幅提高，有了洗刷軸心國幫兇罪名的機會，甚至還成為了反納粹的中流砥柱。等到蘇聯逐漸擺脫了納粹的威脅之後，馬上又掉過頭來對付中華民國。
在1944年日軍動員52萬大軍，發動「一號作戰」之際，也就是中華民國最危險的時刻，蘇聯支持新疆的哈薩克人起兵造反，成立所謂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面對此一最早的「疆獨」運動，中共也表達支持的立場，導致中華民國政府前後受敵。當然我們也更不用去提，蘇聯是如何在雅爾達會議上趁火打劫，出兵東北幫助北韓與中共壯大的了。
令人跌破眼鏡的芬蘭模式
對於蘇聯人大搞「統一戰線」，拉攏民族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成立聯合政府建立「勢力範圍」或者「中立主義」的做法，蔣中正更是打死不信。從東歐還有北韓的案例，就可以看出「統一戰線」發展到最後，往往是左派人士在蘇聯武力支援下，以數量優勢排擠右派，從而導致「量變產生質變」。最終沒有一個搞「統一戰線」的政府，最後不是淪為共產主義極權的。
至於蘇聯在希臘與法國、義大利的「自我克制」，不是因為蘇聯不想赤化西歐和地中海，而是因為蘇聯暫時沒有能力赤化西歐和地中海。只要有了足夠的實力與機運，蘇聯還是不會放棄讓巴黎鐵塔上飄揚鐮刀斧頭旗的野心。所以和蘇聯結盟，從一開始基本上就沒有被納入蔣中正的考量之中，更何況是與蘇聯攜手對抗西方國家了。
從1969年，中共與蘇聯都在珍寶島大打出手來看，就連同屬共產主義陣營的中共都會和蘇聯鬧翻，又怎麼可能期待中華民國與蘇聯成為長久的盟友？當然讀者們可能會講，60年代北京與莫斯科翻臉後，蘇聯也曾派代表到台灣同蔣家父子接觸過，甚至還商討了共同反攻大陸的可能性。筆者認為這類的接觸，只停留在試探性質上，還是沒有發展出真正的合作關係。
蔣中正與蔣經國都知道蘇聯不是能永久合作的可靠夥伴，接觸的目的更多是類似抗戰時希望把日本「禍水北引」一樣，讓兩個共產主義死敵狗咬狗而已。更何況蘇聯從來沒有認真考慮過協助台北反攻大陸，雙方怎麼可能真誠合作？到了1971年10月25日，蘇聯還是在聯合國大會上投票贊成將「蔣介石代表」驅逐出聯合國，報了1939年12月14日的國聯之仇。
倒是芬蘭，因為在冬季戰爭和繼續戰爭中英勇抗擊蘇聯，打出了史達林的尊重，然後又在德國戰敗之際適時的倒戈到蘇聯陣營，成為眾多蘇聯「勢力範圍」中唯一被允許保留右派政府，並且一路保留到蘇聯解體為止的案例。甚至到了今天，還有人建議台灣效法芬蘭發展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呢。然而從芬蘭戰後發展情勢來看，中華民國當年在國聯的態度又好像有那麼一點的意氣用事了。
＊作者為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