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表面上的硬體建設和社會秩序而言，如果二三十個光鮮的大城市勉強可以「暖風熏得遊人醉」，那麽從縣城到鄉村則已全部淪陷。在本書的《中國地方治理困境》一章中，作者特別討論了失去未來的農村、教育的凋敝與青年的無出路，而到城市打工的農民工既無法融入城市，也不能返回家鄉。作為被清理的所謂「低端人口」，中國農民工的境遇並不比納粹德國治下的猶太人好多少。
由此，作者得出了一個極度悲觀的結論：「這是一個無法重建的社會。」
中共因何而「不崩」？
既然中國已經潰敗，那麽為何中共卻遲遲「不崩」呢？何清漣和程曉農如何解釋此一邏輯上的「悖論」？
兩位作者先分析了中國國內的情形。首先，共產黨政權成功地消滅了公民社會，瓦解了民間組織，讓每個人都成為原子化的個體，「當今的中國社會，在維穩體制操控下實際上早就成為一九八四的現實版」。中國好不容易出現了像哈維爾那樣可以凝聚一部分民間道義力量的人權鬥士劉曉波，卻在獄中慘遭中共虐殺——而且是在全世界的注視之下，用「鈍刀」來殺害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近年來，某些人對此起彼伏的「群體性事件」寄予厚望，甚至期待如同突尼斯小販事件那樣引發一場「茉莉花革命」。但是，中國不是突尼斯和埃及，極權體制比威權體制穩固得多。中共早已布下天羅地網，動用快速反應的武裝員警，將每一起群體性事件控制在最小範圍之內。從來沒有哪個群體性事件席捲整個省級行政區域，更不用說遍及各省和動搖中樞權力了。本書特別指出，早在北京奧運前後，負責安全事務的高官孟建柱就在《求是》雜誌發文，宣佈加強「六張網」的建設，這「六張網」包括：街面防控網、社區防控網、單位內部防控網、視頻監控網、區域警務協作網和虛擬社會（網路）防控網。也就是說，早在十年前，中共就已實現了「對動態社會的全方位、全天候、無縫隙、立體化覆蓋」。街頭運動式的反抗幾乎沒有空間。
而在「群體性事件」的參與者當中，也極少有人具備推翻共產黨政權、實現民主轉型的觀念。兩位作者清醒地指出「群體性事件」的侷限性：「長達二十多年的群體性事件類型變化表明，中國社會反抗發生的原因與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密切相關，參與者多因利益嚴重受損，希望通過溫和的社會反抗滿足利益訴求。出於政治原因的抗爭，在中國政府的高壓之下幾乎毫無冒頭可能。」有一個生動的例子可驗證該論述：二零一六年，數千退伍老兵因待遇問題赴北京上訪，一度包圍中央軍委大樓，形成了繼法輪功包圍中南海之後北京最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當時，很多民主人士聞雞起舞、歡欣鼓舞，我則非常不以為然——因為這只是盜賊集團內部分賬不均，中共當局只需在經濟利益分配上稍加調整就能順利解決，而且，這些老兵並非推動中國民主的正面力量，如果共產黨給他們薪水足夠多，他們會毫不猶豫地再次像一九八九年的軍人那樣開槍殺人。很多一廂情願的民主人士不願接受這一冰冷的事實，反倒辱罵戳破他們的迷夢的我。然而，結局果不其然，中共只拿出九牛一毫的一筆錢，立即就將這夥人搞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