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知道何清漣這個名字，是在初中時讀到《走向未來》叢書中署名何清漣的那本《人口，中國的懸劍》。八十年代，中國知識界慣有的表達方式是文學抒情、宏大敘事、激情有餘、理性不足，直到今天很多人仍未走出當年的窠臼；然而，何清漣的書讓我耳目一新，或許她是那個時代屈指可數的、受過嚴格的經濟學訓練的學者，她的文字簡練冷靜，敘述井井有條，每一個結論都以詳盡的數據和確鑿的事實來支撐，直到今天，這仍然是何清漣的著述不變的風格。
《走向未來》叢書的作者，集中了八十年代中國最優秀的一批知識份子，代表了當時中國思想解放最前沿的思考。趕上八十年代短促的尾巴的我，大概算是這套叢書最年輕的一批讀者。學者徐友漁如此評價這套叢書：「《走向未來》叢書是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一代青年人生起點的教科書，它為熱情求知的人打開了觀察世界的窗戶，給了他們瞭解人類歷史的鑰匙；對於精神饑餓、食欲旺盛的年輕人，這是一份及時的，營養豐富的糧食；那時的學生幾乎身無分文，但他們很富有，因為他們擁有未來。」然而，在八九的槍聲中，美好的未來以及田野上的希望很快如同玻璃般破碎了。
一九九二年，到北京讀書以後，我先後認識了好幾位《走向未來》叢書的編者和作者，特別是陪伴叢書編委之一的前輩學者包遵信走完了淒涼而堅韌的最後歲月。當然，我更看到若干曾經追求民主自由理想的知識分子，表演川劇中「變臉」的絕活。且不說曾為編委的王岐山成了位高權重的「打虎將」，其他蛻變成「官與商的幫凶、幫忙與幫閑」的人亦數不勝數：先向薄熙來拋媚眼再向習近平拍馬屁的蕭公秦，直接用新左派理論爲薄熙來塑造金身的崔之元，堅持「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毛派」王小強……白雲蒼狗，大浪淘沙，往事不堪回首。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三十多年來，何清漣一直秉持知識人的「自由之精神，獨立之人格」，從深圳到普林斯頓，從《現代化陷阱》到《中國：潰而不崩》，從未停止對中共極權暴政的觀察、分析和批判，而且這些觀察、分析和批判都經住了時間的考驗，有如先知的預言般準確。
何清漣在離開中國前公開出版的最後一本文集名為《我們仍然在仰望星空》。後來，溫家寶附庸風雅地「仰望星空」，贏得不少奴才的鼓掌稱頌。與詩句被溫家寶引用之後受寵若驚、感激涕零的台灣詩人余光中大不同，何清漣一針見血地指出自己的「仰望星空」與溫家寶的「仰望星空」之本質差異：「從思想的無垠與自由而言，每個人頭上都有片星空，我在自己的文集《我們仍然在仰望星空》及同名文章裡，很清楚地表明我仰望的『星空』，就是作為普適價值的民主、自由、人權；為了這仰望，我也從未忘記盡綿薄之力清除腳下的污濁。而溫家寶總理所仰望的『星空』，儘管在詩裡未具體描繪，但根據他歷次講話，包括當年在哈佛大學演講時談到『實現民主……中國人民還未準備好』在內，只能解釋成『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民主』。」這段話，道出了何清漣與夫君程曉農寫作《中國：潰而不崩》一書的初衷：「盡綿薄之力清除腳下的汙濁」，從習近平到郭文貴，不都是這臭氣熏天的汙濁的一部分嗎？
中國因何而「潰」？
六四之後，西方和中國學界始終在「中國崩潰論」和「中國崛起論」兩個極端之間搖晃，前者爲「屠龍派」，後者爲「擁抱熊貓派」。甚至同一個人也會前倨後恭，數年之間，觀點判若兩人。比如，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沈大衛曾是眾所周知的親中派，每次到北京訪問都被奉為上賓；二零一六年，他卻突然發表類似於章家敦的「中國崩潰論」，讓圈內圈外人士為之大跌眼鏡，而中國官媒立即發聲嚴詞駁斥，不再將他當作「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何清漣和程曉農對這兩種觀點都不贊同，他們獨闢蹊徑、力排眾議，提出了「潰而不崩」的新觀點。「潰」的主體是中國，如今中國的一切都在不可遏止地走向潰敗；「不崩」的主體是中共，中共仍然牢牢掌控著中國絕大多數的資源、人才、金錢和全部的國家暴力機器，中共尚能「執政」相當長一段時期——這是所有批判中共的人士非常不願意接受的冷酷現實。而且，更可怕的事實是，中共的「不崩」乃是以中國的「潰敗」爲代價。中共就像吸血蟲，鑽進人體的大腦之中，吸骨吮髓，為所欲為。換言之，中共的強大與中國的衰微並行不悖，中共活得越久，中國的前途就越黯淡、越悲涼。而另一方面的惡果就是，中共與中國又形成了某種怪異的「寄生蟲」與「宿主」之共生關係，兩者很難截然分開。試圖像香港泛民主派人士和某些海外華人所聲稱的那樣，一邊反對中共，一邊熱愛中國，根本不可能做到，那是自欺欺人而已。
那麽，何清漣和程曉農是如何得出中國社會全面潰敗的結論呢？兩位作者指出，任何社會都有賴以生存的四個基本要素：一是作為社會生存基座的生態環境，比如水、土地、空氣等的環境安全；二是調節社會成員之間行為規範道德倫理體系；三是社會成員最起碼的生存底線，具體指標就是以就業爲標誌的生存權；四是維持社會正常運轉的政治整合力量。上述四者，前三者均已經陷入崩塌或行將崩塌，只剩下政府的強管制。
其中，我最關心的是中國人心潰敗的問題。因為，即便是環境的惡化，都可一步步恢復——當年，因工業革命而變成「霧都」的倫敦，後來成功地治理和消除了霧霾；然而，敗壞的人心要轉化，難於上青天。本書作者指出：「當政者與政治反對者的惡構成錢幣的兩面，成為共生體。政權既然是個強盜型政權，官員當然全面腐敗。政治腐敗深深腐蝕了社會成員的靈魂，社會成員由痛恨腐敗漸漸變成痛恨自己沒有腐敗的機會。」在北京，如果你坐上計程車，口無遮攔的司機往往會滔滔不絕地談論官場的腐敗，當你以為他有可能是民主制度的支持者時，他說的最後一句話會讓你大失所望：「如果我坐上他的位置，我要比他更貪。」這種「人民與黨國一同墮落」的狀況，歷史學家余英時也曾有過論述：「一九九三年以後，中國市場經濟一天比一天活躍，中國儼然已是經濟大國。但是價值『荒原』（wasteland）或『廢墟』（ruins）的狀態不僅沒有改變，而且日益暴露了出來，官商勾結和腐敗的普遍化，學術界抄襲作假的風氣，『一切向錢看』的心理等等都是價值荒原的明確表徵。這一類不道德的行為，自不是從今天始，也不限於中國。但最大不同之處在於：以前或別處有此等行為，一旦被揭發之後，當事人必感羞愧，無面目見人；今天中國的貪官、奸商、知識竊賊等等，不幸而被揭發，受到刑事處分，則只怨自己運氣太壞或‘關係’不夠強大，卻全無羞愧之感。這才是價值荒原的中國特色。」
就表面上的硬體建設和社會秩序而言，如果二三十個光鮮的大城市勉強可以「暖風熏得遊人醉」，那麽從縣城到鄉村則已全部淪陷。在本書的《中國地方治理困境》一章中，作者特別討論了失去未來的農村、教育的凋敝與青年的無出路，而到城市打工的農民工既無法融入城市，也不能返回家鄉。作為被清理的所謂「低端人口」，中國農民工的境遇並不比納粹德國治下的猶太人好多少。
由此，作者得出了一個極度悲觀的結論：「這是一個無法重建的社會。」
中共因何而「不崩」？
既然中國已經潰敗，那麽為何中共卻遲遲「不崩」呢？何清漣和程曉農如何解釋此一邏輯上的「悖論」？
兩位作者先分析了中國國內的情形。首先，共產黨政權成功地消滅了公民社會，瓦解了民間組織，讓每個人都成為原子化的個體，「當今的中國社會，在維穩體制操控下實際上早就成為一九八四的現實版」。中國好不容易出現了像哈維爾那樣可以凝聚一部分民間道義力量的人權鬥士劉曉波，卻在獄中慘遭中共虐殺——而且是在全世界的注視之下，用「鈍刀」來殺害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近年來，某些人對此起彼伏的「群體性事件」寄予厚望，甚至期待如同突尼斯小販事件那樣引發一場「茉莉花革命」。但是，中國不是突尼斯和埃及，極權體制比威權體制穩固得多。中共早已布下天羅地網，動用快速反應的武裝員警，將每一起群體性事件控制在最小範圍之內。從來沒有哪個群體性事件席捲整個省級行政區域，更不用說遍及各省和動搖中樞權力了。本書特別指出，早在北京奧運前後，負責安全事務的高官孟建柱就在《求是》雜誌發文，宣佈加強「六張網」的建設，這「六張網」包括：街面防控網、社區防控網、單位內部防控網、視頻監控網、區域警務協作網和虛擬社會（網路）防控網。也就是說，早在十年前，中共就已實現了「對動態社會的全方位、全天候、無縫隙、立體化覆蓋」。街頭運動式的反抗幾乎沒有空間。
而在「群體性事件」的參與者當中，也極少有人具備推翻共產黨政權、實現民主轉型的觀念。兩位作者清醒地指出「群體性事件」的侷限性：「長達二十多年的群體性事件類型變化表明，中國社會反抗發生的原因與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密切相關，參與者多因利益嚴重受損，希望通過溫和的社會反抗滿足利益訴求。出於政治原因的抗爭，在中國政府的高壓之下幾乎毫無冒頭可能。」有一個生動的例子可驗證該論述：二零一六年，數千退伍老兵因待遇問題赴北京上訪，一度包圍中央軍委大樓，形成了繼法輪功包圍中南海之後北京最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當時，很多民主人士聞雞起舞、歡欣鼓舞，我則非常不以為然——因為這只是盜賊集團內部分賬不均，中共當局只需在經濟利益分配上稍加調整就能順利解決，而且，這些老兵並非推動中國民主的正面力量，如果共產黨給他們薪水足夠多，他們會毫不猶豫地再次像一九八九年的軍人那樣開槍殺人。很多一廂情願的民主人士不願接受這一冰冷的事實，反倒辱罵戳破他們的迷夢的我。然而，結局果不其然，中共只拿出九牛一毫的一筆錢，立即就將這夥人搞定了。
其次，就那些似乎真是反共的力量來看，他們在郭文貴事件中醜態百出的表演，已然證明他們跟共產黨「精神同構」。何清漣是少數自始至終嚴厲批判郭文貴鬧劇的海外知識人，由此在推特等社交媒體上遭致永無休止的圍攻和辱罵，一時間成為箭垛式的人物。她挺身應戰，進而敏銳地指出：所謂「郭氏推特革命」，是文革與土改（打土豪分田地）二者的混合。昔日，本身就是土豪的毛澤東，領導一群痞子打土豪分田地；今天，本身也是土豪（而且還是國安特務）的郭文貴上演了同樣的戲碼，居然有那麼多在美國生活多年的民主人士，不由自主地成為「戲中人」，如醉如癡、不眠不休。
就國際環境來說，中共的處境比冷戰時代被西方當著眼中釘的蘇聯不知道好到那裡去了。中共在西方有兩大群朋友：一種是所謂的「白左」（當然也包括奧巴馬之流的「黑左」），如果在香港的語境下，就是被香港年輕一代本土派慧眼識破的「左膠」。何清漣例舉了美國左派旗艦媒體《紐約時報》發表的極左派人士桑卡拉的文章，文章聲稱不能將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當作惡魔，反之要「再給社會主義一次機會」。柏林牆才倒塌三十年，左派狂潮又席捲西方。這群左派自然對「中國模式」情有獨鍾，成為中國的免費的辯護士。另一種則是赤裸裸的功利主義者，他們將中國當著新的金山，跑到中國撈錢，而對中國的獨裁專制熟視無睹。比如，促成中美建交的「老巫師」基辛格、克林頓時代的財長鮑爾森等人。在對美中關係有相當影響力的社團「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的年會上，其主席歐倫斯用字正腔圓的中文背誦毛澤東語錄——他當然知道背誦希特勒語錄是政治不正確，而背誦毛澤東語錄是安全的。類似的西方政客或富豪，兼有左派和功利主義者的雙重身份，兩者的合流並湧向中國，讓雙手沾滿鮮血的中國共產黨不再是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反倒成為人見人愛的熊貓寶寶。
從「新階級」到「共產黨資本主義」
今天的共產黨中國究竟是一個什麽玩意？如何界定其性質——極權主義、後極權主義、權貴資本主義、裙帶資本主義？我們迫切需要一個新的概念及其背後的一整套闡釋系統。
爲《中國：潰而不崩》寫序的政治學者吳國光指出：「本書提出了『共產資本主義』這個概念，用以理解和解釋當代中國轉型和發展的特殊模式。我認為，這是本書的重大理論貢獻。這是學術的思想力量所在，也是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創見。」如果將這個創見放在當年南斯拉夫異見人士吉拉斯的「新階級」理論的歷史脈絡中，則更可顯示其重要價值。
吉拉斯早年追隨鐵托革命，南斯拉夫共產黨奪取政權後，他曾擔任過南聯盟副總統、南共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等重要職務。一九五三年，吉拉斯主張在南斯拉夫實行多黨派競爭的民主制，與鐵托決裂，被撤銷所有職務，後來被逮捕下獄。吉拉斯將入獄前寫的《新階級》一書送到西方出版，又被「罪加一等」。
《新階級》一書是共產陣營內部第一本「自我批判」的巨著。吉拉斯在此書中指出，共產黨官僚組成的新階級，既可任意支配和擁有全國的財富，又不用為這些財產負責，使他們揮霍起來更加肆無忌憚。掌握國家一切資源的新階級必然照顧自己人，分派肥缺，或者任意分配各種特權，各種寄生作用和腐化不可避免，「這個新階級的極權暴政和控制，如今已變成驅使全民流血流汗的桎梏」。吉拉斯進一步指出，這個新階級還比不上他們反對過的資產階級和貴族階級：「這個新階級是貪婪而不能滿足的，就像資產階級一樣。不過，它並無資產階級所具有的樸素和節儉的美德。新階級的排斥異己正像貴族階級一樣，但沒有貴族階級的教養和騎士風格。」吉拉斯也發現，史達林等領導人不僅生活窮奢極欲，最不可思議的是，「國家大事都是在親密交談的晚餐中，狩獵中，以及兩三個人的交談中決定的。……召開（黨和政府）會議的目的只是用來確認在親密的廚房中早已烹調好的食物」。
今天的中國，無論是共產黨掌握的財富數量，還是共產黨的腐敗程度，都是鐵托時代的南斯拉夫以及蘇俄「老大哥」所望塵莫及的。德國之聲網站上發表了攝影師Borko Vukosav拍攝的南斯拉夫的系列照片，其中有當年鐵托專享的豪華郵輪和豪華別墅，現在看起來甚至比不上中共的一個縣委書記奢華生活的水準。所以，《新階級》中的描述和論斷，對於體量太過龐大的中國來說，宛如小好幾個尺碼的衣服，根本穿不下。既然獨裁者在日新月異地進化，那麽分析和研究獨裁者的學術、思想和理論工具也當與時俱進，否則小小的「殺雞刀」無法「庖丁解牛」。本書提出「共產黨資本主義」之概念，堪稱「新階級」之升級版。在本書第三章《紅色家族的財富神話和權力傳承》中，作者詳細討論了「紅二代」及父母級別更高的「太子黨」斂聚財富和傳承權力的秘訣，他們才是這個國家真正的主人。
不過，以「共產黨資本主義」這個概念來看，或許兩位作者關注焦點集中於經濟領域，在文化、精神及意識形態層面的論述稍顯薄弱。「共產黨資本主義」這個概念，無法涵蓋習近平的「中國夢」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背後的文化、精神和意識形態內涵。如果說毛澤東是秦始皇加馬克思，那麽習近平就是孔子加希特勒——習近平無意「輸出革命」，卻對恢復「中華帝國」的「天下觀」念茲在茲。習近平對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的選擇性利用，以及對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瘋狂操弄，在凝聚民心、鞏固統治合法性和對外擴張方面都大有斬獲，也使得「潰而不崩」的中國成為百年來繼納粹德國和蘇俄之後，對人類近代形成的普世價值的最大威脅。如果中國人繼續甘心為奴，如果西方世界繼續麻木綏靖，那麽像王力雄預言體小說《黃禍》中如同末日浩劫的場景，在未來一二十年之後有可能噩夢成真。
＊作者為旅美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