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觀中共在萬隆會議之後，逐漸走出了有別於美國和蘇聯之外的「第三條道路」，率領亞洲和非洲國家反「帝國主義」又反霸權主義。寫有《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的日本右派理論大師林房雄，直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大日本帝國的繼承者。曾經為「大東亞戰爭」唱讚歌的竹內好，則為中共試爆原子彈成功感動得痛哭流涕，認為黃種人終於有了共同對抗西方人的武器。
所以從大亞洲主義，或者同為東方民族的角度出發，日本人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內心都還是主張日本應盡快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至於台灣是不是「中國」的，或者是應該要由哪一個「中國」擁有，比起落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交正常化」而言都是次要的問題。畢竟直到1990年以前，主張台灣脫離「中國」獨立的所謂台灣本土勢力並不在日本人的接觸範圍之內。
搶在美國之前與中共建交
高坂正堯指出：「日本只能承認，中共政府是統治中國本土的政府，所以是中國的正統政府。就算國民黨政府最終要與日本斷交，日本也必須這樣做。如果國民黨政府與我國沒有斷交，那麼，直到中國問題通過合法的機構與手續得到解決為止，日本可以維持與國民黨政府的外交關係。在這種情況下，合法的機構與手續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之間的會議或聯合國。」
無論日本政府喜歡或者不喜歡國民黨，認同或者不認同台灣是「中國」的領土，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交都是勢在必行的。不過因為日本是戰敗國，沒有資格與中共砲口一致的認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必須要等待由戰勝國組成的聯合國先取得誰來代表「中國」的共識。換言之中共進入聯合國的那一刻，就是日本與中共建交的最好機會。
這是打從1952年《中日和約》簽署以來，所有日本政治人物都在等待卻又不可明說的機會。他們本來就不相信中華民國政府還有回到大陸的可能，倒是期待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一天擺脫蘇聯的控制，重新回歸民族主義路線，成為與日本共同振興東方文明的夥伴。從吉田茂到佐藤榮作，歷代日本首相最擔心的就是美國在不知會日本的情況下，率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切也正如他們所預料，聯合國中國代表權之爭在1971年10月25日告一段落，國際社會所公認的「中國」正式由中華民國變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隨即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M. Nixon）從拉攏中共對抗蘇聯的角度出發，於1972年2月21日搭乘空軍一號飛往北京，展開為期一個星期的歷史性訪問，給日本帶來了巨大的政治震撼。
長年追隨美國的佐藤榮作首相，因為沒有掌握到美國與中共的重新接觸而被迫下台，接替他的田中角榮則立即於1972年9月25日訪問北京。田中角榮在外向大平正芳陪同下，與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共同於9月29日發表《「中」日聯合聲明》，建立起正式的外交關係。此刻美國顧及到與台灣的關係，尚未正式與中共建交，田中角榮此舉顯然是要搶在美國之前完成日本與中共的「國交正常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