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劍虹專欄：日本與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角力

台灣的獨派與統派激進份子，在看待周邊大國角力的時候存在一個共同的迷思，那就是日本會在兩岸發生戰事的時候堅定的支持台灣。在這兩派激進人士的想定中，日本扮演的角色不只是美國協防台灣的「配角」，很多時候甚至還可能越俎代庖成為「主角」。換言之即便美國不願意介入兩岸戰事，也還會有日本站出來阻止中共拿下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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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派人士則認為，台灣曾經接受日本長達50年的殖民統治，雙方當前也同樣是實施民主政治的東亞國家。共同的歷史記憶與政治制度，讓台灣與日本比台灣跟美國之間或者日本跟美國之間更容易形成「對抗中國」的「價值同盟」。更何況太平洋戰爭末期，台灣還曾經跟著日本一起被美國轟炸，有並肩作戰的「戰友情懷」，所以日本絕對不會如現實的美國人一樣坐視「台灣被中國併吞」。

統派人士則傳承了日據時代台灣抗日份子的仇日情懷，認為日本從1874年發起牡丹社事件侵略台灣以來，包括後來侵華戰爭的一切動機都是為了要分裂中國或者征服中國，較激進者則認為日本要對中國人實施種族滅絕行動。所以他們與獨派一樣，認為日本從防止中國統一強大的角度出發會比美國更加積極的投入兩岸戰事，即便統獨雙方想定的動機與出發點根本上南轅北轍。

日本對台灣沒有發言權

統派與獨派對日本的台灣想定充滿一廂情願，唯一比較有道理的是地緣政治因素，畢竟如此範圍巨大的海域成為中共的內海確實會給日本帶來巨大壓力。日本現實主義大師高坂正堯，就在他的作品《海洋國家日本的構想》中提出了這一點：「相比台灣成為強大的中國的一部分，日本更希望台灣成為獨立國家。並且，台灣獨立並非沒有正當的理由。」

然而統獨兩派並沒有真正從「戰後日本」，注意是「戰後的」日本角度去思考，依舊認為日本是一個有獨立自主性的國家，並且還如同1945年以前的日本帝國一般對周邊國家懷有領土野心。關於這一點，高坂正堯也確實坦承：「關於台灣問題，日本毫無發言權。根據《波茨坦公告》與《三藩市和約》，日本放棄了對台灣的主權。」

雖然中共佔領台灣對日本的經濟發展有巨大影響，可日本終究在太平洋戰爭中把對台灣還有南海的控制權都交給了美國，所以日本一切對台灣的政策從1945年開始就只能服從於美國的對華政策。美國要支持把台灣與南海交還給中華民國，日本不能有任何異議，美國要在台灣扶持蔣中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爭奪「中國代表權」，日本同樣不能有任何異議。

日本唯一能夠期待的，是美國無論未來是與中共走上戰爭還是和平，都不要犧牲掉日本的利益。在憲法第9條與駐日美軍的約束下，更不可能有所謂美國拒絕協防台灣的情況下，日本依據其本國的利益或者對台灣的歷史情感，單獨出兵與中共作戰的情況發生。大陸的小粉紅、台灣的深綠或者深藍人士都在認知上犯了一個根本錯誤，就是日本可以擺脫美國決定自己的命運。

承認中共較符合日本利益

那麼1945年戰敗後長期被盟軍佔領，並且在1951年恢復主權地位的日本究竟有沒有自己的兩岸政策？答案當然是有的！而台灣人最常犯的一個錯誤，就是認為日本統治了台灣50年，有許多生長於台灣的「灣生」，所以日本一定會在緊要關頭時對台灣伸出援手。那是否在日據時代就待過台灣的日本人，立場就通通都是「抗中保台」的呢？

以前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為例，他本人就是二戰末期在左營高雄警備府服務的日本帝國海軍軍官，還與高雄人一起經歷了美軍轟炸。可是等到他80年代出任首相職務之後，中曾根康弘不只沒有扭轉田中角榮首相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反而還成為歷代首相中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最好的一個。顯見在台灣待過的日本人，可未必都是最愛台灣的日本人。

或許確實有部份的日本人，還沉溺於戰前日本殖民台灣的「美好歲月」，可台灣並不是日本在1945年以前征服，現在卻失去了的「領土」。如果各位讀者有機會去日本逛書店，或者到台灣各地的紀伊國屋書店走走，其實不難發現日本人對滿洲國的回憶更加著迷。東北不只比台灣更加地大物博，擁有更多日本所沒有的天然資源，滿洲國還一度在日本投降以前成為東亞的第一大經濟體。

相對於被日本視之為「盟邦」的滿洲國，還有被視為與日本同文同種，整個王室都被納入日本皇室的朝鮮人，台灣在日本統治下的地位實在微不足道。根據前立委胡秋原先生的《日本軍國主義的發展、降伏與復活》一書分析，或許台灣的漢人在日本軍國主義者的種族優劣排行版中只優於原住民，還不如生活在汪精衛政權統治下的華北人或者華南人。

滿洲國是日本與美國打「大東亞戰爭」的工業基地，台灣則一開始只是農業基地，後來又成為南進基地，雙方地位難以比較。事實上中華人民共和國自1949年建政以來，就充分運用日本人的「滿洲情節」來發展對日關係。比如戰後首任日本首相吉田茂，就曾在20世紀初擔任過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所以他從中國東北對日本戰後經濟發展重要性的角度出發，主張日本應該優先承認中共。

被迫承認中華民國的日本

不是說蔣中正的「以德報怨」政策，贏得了一整個世代日本人的感謝與追懷嗎？為什麼以吉田茂為代表的日本政治人物，會想優先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對象簽署對中國的和平條約，然後再進一步建立外交關係？難道日本人不知道蔣中正才是中國對日抗戰的領袖，而且中華人民共和國直到日本戰敗前都還沒有誕生嗎？與一個尚未誕生的國家簽署和約，日本難道不覺得很奇怪嗎？

日本確實感念蔣中正的「以德報怨」政策，吉田茂也知道領導中國對日抗戰的是蔣中正，可是日本自從明治維新之後，撇開1931年到1945年這15年的軍國主義狂暴期不談，其外交政策大體上追隨英國的現實主義。既然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後控制了絕大多數的中國領土與人口，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法理上就已經從中華民國手中繼承了中國的代表權。

固然蔣中正與他的追隨者逃到了台灣，可是更多中日戰爭的經歷者無論是被迫還是志願都留在了中國大陸，並成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如果是從這個角度出發，日本在道義上確實也應該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有可能解決受害者的索賠問題。從「以德報怨」的角度出發，毛澤東對待日本軍民的態度其實遠比蔣中正還要仁慈。

國民政府對日本無論有多麼的寬大為懷，還是判處了110名罪大惡極的日本戰犯死刑，可中共對於落入自己手中的日本戰犯卻採取一個都不殺的政策。相反的是，他們放長線釣大魚，給這些日本戰犯洗腦後通通送回日本，讓他們逐漸發展壯大成為日本社會內部的「親中」勢力。可見無論是從地緣政治還是法統道義的角度出發，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日本而言都是一個比較合理的選項。

可結果吉田茂還是因為某個不可抗拒的因素，於1952年4月28日與中華民國簽署了《中日和約》，然後在接下來長達20年的時間裡承認中華民國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這個不可抗拒的力量，就是杜魯門（Harry S. Truman）總統指派擔任和約談判代表的美國外交官杜勒斯（John F. Dulles）。此刻中共已經在朝鮮半島上與美國大打出手，美國是無論如何都不會讓日本靠攏中共的。

那麼台灣究竟是誰的？

理論上來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但又與維持高度自治的台灣維持實質關係最符合日本利益。所以提到台灣到底屬於誰的，日本的立場是強調自己在1951年的《對日和平條約》上放棄了台灣與澎湖，固無權決定誰能擁有台灣。獨派認為這是「台灣主權未定論」的論述來源，統派則以此攻擊日本對中國領土仍有野心。

然而由於美國承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並希望以此號召全球反共華人團結在蔣中正的領導下，所以日本即便是想要不表態都不可得。為此高坂正堯在他1965年完成的《海洋國家日本的構想》中指出：「迄今為止，日本承認位於台灣的國民黨政府是中國的正統政府，日本的盟友美國強烈支持國民黨政府。」

美國不只強迫日本承認中華民國，還要求聯合國保留中華民國的一般會員國席位還有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席位，這讓日本人面對台灣主權問題的時候沒有不表態的空間。1960年3月7日，時任日本首相的岸信介在參議院預算委員會中接受社會黨議員質詢時，明確表達了日本承認台灣與澎湖為中華民國領土的立場。

事實上，當天質詢岸信介的社會黨議員們質疑的也不是台灣到底屬不屬於「中國」，而是台灣屬於哪一個「中國」。岸信介以《中日和約》為標準，很明確表達日本承認的「中國」為中華民國：「日本已接受以開羅宣言為根據的波茨坦宣言，而日本在簽訂舊金山條約時已放棄對台灣的主權權利，日本和中華民國訂有條約，並承認那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

岸信介不只承認中華民國對台灣的主權，而且還將以陳智雄為代表的諸多激進台獨份子引渡回台灣，實在稱不上對獨派有多友好。雖然從2013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西山無名英雄廣場上將陳智雄列為烈士這點來看，岸信介看似打擊台獨的行為更有可能是來自美國的授意，目的是將中共滲透到日本台灣人社團裡的間諜予以清除。

以「政經分離」模式對抗美國

可見戰後日本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聽命於美國，沒有任何獨立性可言。美國要日本承認中華民國代表中國，日本就必須要承認中華民國代表中國，美國要日本承認台灣是中華民國的領土，日本就必須要承認台灣是中華民國的領土。甚至就連日本政府將有匪諜嫌疑的台獨人士引渡回台灣，似乎也與美國的幕後操作脫離不了關係。

缺乏外交自主性，是戰後日本被批評為「不正常國家」的一個最大原因，而外交自主性的缺乏，首先就反應在日本對華政策對美國的全面追隨上。日本也不是沒有試圖反抗過美國，然而膽敢反抗美國的日本首相下場往往只有一個，就是他們的政治生命極為短暫。比如鳩山一郎因為在1956年10月19日實現了與蘇聯的「國家正常化」，結果就在兩個月以後被迫內閣總辭。

接替他的石橋湛山，也因為致力於推動承認中共而在上台65天後「因病辭職」。戰時在滿洲國擔任實業部總務司司長、產業部次長和總務廳次長的岸信介與吉田茂一樣，充分理解大陸市場對日本戰後復興的重要性。不過在目睹到鳩山一郎與石橋湛山的下場後，原本親共並且主張擴大對中共貿易的他學聰明了，知道唯有留在台上才能實踐自己的政治理念。

延長自己政治生命的方式，毫無疑問的就是向美國交心，而向美國交心的方法就是訪問台灣。岸信介在他上台兩個月後就造訪台灣，並當著蔣中正的面表達了他支持中華民國政府反攻大陸的立場，並贏得了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總統的信任。可實際上岸信介的對華政策採取「政經分離」原則，在承認中華民國的同時，大力推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經貿及文化交流。

由於日本是世界上唯一遭受原子彈攻擊的國家，而美國又是那唯一對日本投下過原子彈的國家，讓日本偶爾能以「受害國」的身份給美國帶來牽制。比如1954年爆發「九三砲戰」後，美軍為了幫助蔣中正固守金門，多次有以戰術核子武器攻擊大陸沿海的想法。而根據中央情報局的分析，日本是美國東亞諸盟友中唯一堅決反對美國以核子武器攻擊中國大陸的國家。

究竟日本是怎麼看台灣的？

岸信介對兩岸的真實想法，還反應在1958年「八二三砲戰」爆發時，他第一時間通知美國駐日本大使麥克阿瑟二世（Douglas MacArthur II），表達日本反對美國以駐日美軍基地協防金門。如果連讓駐日美軍使用日本的基地來援助中華民國都不贊成了，岸信介所謂支持蔣中正反攻大陸的承諾又有多少可信之處？顯見岸信介一切看似親近台灣的行為，都是演給美國人看的。

以岸信介為代表的日本民族主義者，對蔣中正的立場一直是複雜又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們與蔣中正一樣反對共產主義，並且感激蔣中正戰後對日本的「以德報怨」政策，認為如果沒有中華民國的幫助，日本或許已經如德國般遭到盟國的分割佔領。可另外一方面，強調大亞洲主義的他們又對蔣中正追隨美國的政策斥之以鼻，認為蔣中正是在幫助西方人分裂東方民族。

當中共批評蔣中正為胳膊向外彎，「寧與外人不予家奴」的「美帝國主義走狗」時，相信岸信介等日本老右派聽了應該是「心有戚戚焉」的。畢竟如果沒有蔣中正堅定率領全球最大的黃種人國家與英美合作抵抗日本，「大東亞聖戰」的結果還是未定之數，日本也不會淪落到成為「美帝國主義走狗」的地步。所以對於蔣中正，他們恐怕還是表面上感激，內心裡更多的是不屑。

反觀中共在萬隆會議之後，逐漸走出了有別於美國和蘇聯之外的「第三條道路」，率領亞洲和非洲國家反「帝國主義」又反霸權主義。寫有《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的日本右派理論大師林房雄，直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大日本帝國的繼承者。曾經為「大東亞戰爭」唱讚歌的竹內好，則為中共試爆原子彈成功感動得痛哭流涕，認為黃種人終於有了共同對抗西方人的武器。

所以從大亞洲主義，或者同為東方民族的角度出發，日本人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內心都還是主張日本應盡快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至於台灣是不是「中國」的，或者是應該要由哪一個「中國」擁有，比起落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交正常化」而言都是次要的問題。畢竟直到1990年以前，主張台灣脫離「中國」獨立的所謂台灣本土勢力並不在日本人的接觸範圍之內。

搶在美國之前與中共建交

高坂正堯指出：「日本只能承認，中共政府是統治中國本土的政府，所以是中國的正統政府。就算國民黨政府最終要與日本斷交，日本也必須這樣做。如果國民黨政府與我國沒有斷交，那麼，直到中國問題通過合法的機構與手續得到解決為止，日本可以維持與國民黨政府的外交關係。在這種情況下，合法的機構與手續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之間的會議或聯合國。」

無論日本政府喜歡或者不喜歡國民黨，認同或者不認同台灣是「中國」的領土，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交都是勢在必行的。不過因為日本是戰敗國，沒有資格與中共砲口一致的認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必須要等待由戰勝國組成的聯合國先取得誰來代表「中國」的共識。換言之中共進入聯合國的那一刻，就是日本與中共建交的最好機會。

這是打從1952年《中日和約》簽署以來，所有日本政治人物都在等待卻又不可明說的機會。他們本來就不相信中華民國政府還有回到大陸的可能，倒是期待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一天擺脫蘇聯的控制，重新回歸民族主義路線，成為與日本共同振興東方文明的夥伴。從吉田茂到佐藤榮作，歷代日本首相最擔心的就是美國在不知會日本的情況下，率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切也正如他們所預料，聯合國中國代表權之爭在1971年10月25日告一段落，國際社會所公認的「中國」正式由中華民國變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隨即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M. Nixon）從拉攏中共對抗蘇聯的角度出發，於1972年2月21日搭乘空軍一號飛往北京，展開為期一個星期的歷史性訪問，給日本帶來了巨大的政治震撼。

長年追隨美國的佐藤榮作首相，因為沒有掌握到美國與中共的重新接觸而被迫下台，接替他的田中角榮則立即於1972年9月25日訪問北京。田中角榮在外向大平正芳陪同下，與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共同於9月29日發表《「中」日聯合聲明》，建立起正式的外交關係。此刻美國顧及到與台灣的關係，尚未正式與中共建交，田中角榮此舉顯然是要搶在美國之前完成日本與中共的「國交正常化」。

一個中國下的兩個中國政權

日本確實是搶在美國之前，成功與中共建立了外交關係，可實際上日本和中共之間除了美國的阻擾外，似乎不存在其他建立外交關係的障礙。正如高坂正堯所言：「日本與中共不存在中印那樣的國境衝突。並且，日本與中共也不存在東南亞國家那樣的華商的地位問題。雖然中共反對日美安全保障條約，但這不是日本與中共之間的問題。」

結果美國卻很精明的選在日本與中共建交前，把釣魚台列嶼的行政管理權跟著琉球群島的主權一起交給日本，讓原本沒有領土糾紛的日本與中共沒有辦法全面和解，形成東亞兩大強權共同對抗美國的局面。日本對中共的情感，因為尖閣諸島主權問題的關係從原本的積極嚮往轉變為戒慎恐懼，對美國的依賴也隨之增強。

美國雖然在1979年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可是其「一中政策」在本質上仍是「一個中國國家，兩個中國政權」，所以美國與中華民國仍維持實質的外交關係，尤其是軍事合作關係。在美國的影響下，日本也不可能完全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的主權，只能夠保持「理解和尊重」的立場。此一「理解和尊重」的立場，也賦予了獨派玩文字遊戲的巨大空間。

無論如何，日本自簽署《中日和約》以來還是與台灣維持了20年的正式邦交關係，雙方的實質交流互動不可能隨著《中日和約》被廢除而宣告結束。所以日本基本上也是以「一個中國國家，兩個中國政權」的態度，同時與北京、台北保持互動。日本的「一個中國」政策與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差別只在於日本沒有《台灣關係法》而已。

或許日本不樂見中共以武力吞併台灣，但這不表示日本已經做好了要在兩岸之間選邊站，甚至於派自衛隊介入兩岸衝突的準備。如前面所言，日本終究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對台灣問題沒有發言權。以當前的情況來看，還是當美國印太政策的追隨者最為有利，這是日本不願意在兩岸問題上採取主動，乃至於拒絕制定《台灣關係法》的關鍵所在。

不會為台灣與中共衝突

打從太平洋戰爭結束以來，貫徹日本外交政策核心的思想正是「悶聲發大財」這五個字，如果不是佔領國美國的需要，根本不會有日本拖到1972年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事情發生。雖然日本也是靠著美國提供的軍事保護，才爭取到戰後40年的黃金歲月來發展經濟，並於80年代成為亞洲第一，世界第二的經濟體。

當然日本也一度得意忘形，以為經濟上的成功就足以讓自己取代美國，天天高喊「日本第一」口號的結果，換來的是一紙《廣場協議》（Plaza Accord），把日本的經濟又打回了原形。無法與美國競爭世界第一的位置，日本只能夠設法保住自己亞洲第一，世界第二，從而在90年代與中國大陸成為了競爭對手。雙方的對立關係，要等到中共在2010年超越日本之後才逐漸緩和。

也就是在這段時間，中國大陸出現反日浪潮，日本對所謂「中國崛起」感到空前焦慮。可即便是在日本與中共關係最惡劣的時候，雙方都不曾出現過以武力解決釣魚台問題、台灣問題或者歷史問題的想法。尤其台灣主權問題，對日本而言更是事不關己。如今中共把矛頭對準美國，站在日本的立場更是沒有全面與中共撕破臉的必要。

日本雖然仍受到美國的束縛，但還是會在最大範圍內與中共還有美國維持等距關係，盡量不要讓中共認為自己是西方「反華集團」的一份子。所以在《美日聯合聲明》的日文版中，日本盡量將英文版中提及的香港、新疆、人權以及台灣問題通通刪除。過去日本曾因為蔣中正與西方一起對抗自己而鄙視蔣中正，如今自己可不能再扮演一樣的角色，配合西方國家一起敵視「中國」。

至於中共如果武力犯台，到底日本會採取什麼角色？筆者認為這還是取決於美國要採取什麼對策，如果美國決定協防台灣的話，那麼就要看日本政府會不會或者有沒有能力阻止美軍使用日本的基地介入兩岸軍事衝突。不過如果美國的決定是放生台灣，我們也絕對不必去期待日本會派出自衛隊來救援，除非是美國自己不想出兵，卻又要求日本出兵，那樣的情況就另當別論了。

＊作者為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