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洲國是日本與美國打「大東亞戰爭」的工業基地，台灣則一開始只是農業基地，後來又成為南進基地，雙方地位難以比較。事實上中華人民共和國自1949年建政以來，就充分運用日本人的「滿洲情節」來發展對日關係。比如戰後首任日本首相吉田茂，就曾在20世紀初擔任過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所以他從中國東北對日本戰後經濟發展重要性的角度出發，主張日本應該優先承認中共。
被迫承認中華民國的日本
不是說蔣中正的「以德報怨」政策，贏得了一整個世代日本人的感謝與追懷嗎？為什麼以吉田茂為代表的日本政治人物，會想優先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對象簽署對中國的和平條約，然後再進一步建立外交關係？難道日本人不知道蔣中正才是中國對日抗戰的領袖，而且中華人民共和國直到日本戰敗前都還沒有誕生嗎？與一個尚未誕生的國家簽署和約，日本難道不覺得很奇怪嗎？
日本確實感念蔣中正的「以德報怨」政策，吉田茂也知道領導中國對日抗戰的是蔣中正，可是日本自從明治維新之後，撇開1931年到1945年這15年的軍國主義狂暴期不談，其外交政策大體上追隨英國的現實主義。既然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後控制了絕大多數的中國領土與人口，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法理上就已經從中華民國手中繼承了中國的代表權。
固然蔣中正與他的追隨者逃到了台灣，可是更多中日戰爭的經歷者無論是被迫還是志願都留在了中國大陸，並成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如果是從這個角度出發，日本在道義上確實也應該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有可能解決受害者的索賠問題。從「以德報怨」的角度出發，毛澤東對待日本軍民的態度其實遠比蔣中正還要仁慈。
國民政府對日本無論有多麼的寬大為懷，還是判處了110名罪大惡極的日本戰犯死刑，可中共對於落入自己手中的日本戰犯卻採取一個都不殺的政策。相反的是，他們放長線釣大魚，給這些日本戰犯洗腦後通通送回日本，讓他們逐漸發展壯大成為日本社會內部的「親中」勢力。可見無論是從地緣政治還是法統道義的角度出發，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日本而言都是一個比較合理的選項。
可結果吉田茂還是因為某個不可抗拒的因素，於1952年4月28日與中華民國簽署了《中日和約》，然後在接下來長達20年的時間裡承認中華民國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這個不可抗拒的力量，就是杜魯門（Harry S. Truman）總統指派擔任和約談判代表的美國外交官杜勒斯（John F. Dulles）。此刻中共已經在朝鮮半島上與美國大打出手，美國是無論如何都不會讓日本靠攏中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