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聞》字母會 二十六場小說的武裝游擊

2017-10-18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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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會橫跨5年的寫作,集結成冊。(郭晉瑋攝)

字母會橫跨5年的寫作,集結成冊。(郭晉瑋攝)

文學不曾停止發生。然而在這個時空下的台灣,是否還可能產生真正重要的「文學事件」?

永康街鴉埠咖啡地下室,六名台灣一線小說作家——駱以軍、顏忠賢、胡淑雯、童偉格、黃崇凱、陳雪,正從兩個月一次,高密度的精神勞動中抬頭,等待「書寫的武裝游擊行動」——「字母會」總策畫、台北藝術大學哲學教授楊凱麟,給出下一個攻擊標的的提示。

這個時代能代表「我們」的創作

這場游擊行動從二○一二年開始進行。「在一個密閉空間裡,除了我們沒有其他聽眾。凱麟依舊寫好講稿才來,說話甚至會顫抖,那種緊張感……帶著一種對所從事的事物的敬重。」胡淑雯這樣回憶起字母會聚會時那種謹慎、神祕的氛圍。

字母會是楊凱麟從法國哲學詞彙(例如「未來」、「虛構」、「賭局」)出題,下給這群小說家的戰帖。他先用一千字闡釋詞彙的思想內涵,而小說家群則必須在楊凱麟準備的字母A~Z中,試圖用五千字的短篇小說回應、迎擊這些概念,最後由評論者潘怡帆針對每篇進行評論分析。

一三年六月起,他們開始在《短篇小說》雙月刊發表字母A(avenir,法文的「未來」)。六名作家,兩個月一次,二十六個字母,超過五年的連續書寫。今年九月起,《字母會》由衛城出版公司分四季出版,九月已出版了字母A~F六冊。

「就像白先勇用小說《孽子》賦予台北一種被觀看的獨特方式,或者一九九○年代王家衛的香港、北野武的東京。」楊凱麟說:「那我們就要問,這個時代能代表『我們』的是什麼樣的創作?」

楊凱麟會從法國哲學詞彙中給字母會作者群出題。(柯承惠攝)
楊凱麟會從法國哲學詞彙中給字母會作者群出題。(柯承惠攝)

書寫或書寫者的命運,總是纏繞於自身的歷史侷限,以及國家、文化、歷史身分自我認同。只是在任何「集體認同單一化」的過程裡(無論被稱為七年級後所謂的「天然獨」,或急統思想的反撲),小說總是站在集體性的反面,甚至不是反面,而是幽靈一般,從任何可能的角度去纏繞、追問、抽打與瓦解這個問題。

我們不是國家,是國家的反面

黃崇凱舉例:「寫字母F(fiction,虛構)時,我假設邦交國吐瓦魯沉沒,一萬人全部移來台灣,那對台灣的國族認同有何影響?又例如在字母C(célibataire,獨身)中,我寫當年共產黨沒打到長江以南,變成南北中國狀態,到最後台灣省仍是一省,和香港同時回歸的情形。」

當台灣在書寫中經歷影像的變造、扭曲、解體與重構,我們是否還能認得它?

「在這樣漂浮的小行星上,小說很難直線地回答國族認同,而是用小行星的飛行狀態,去被迫展現國族的命運或下場。」駱以軍說:「我們不是國家,而是國家的反面。」

「國家的反面」並不是反國家或無政府,而是書寫本質上反對著任何單一、簡化的精神預設。楊凱麟用「胡人性」形容駱以軍的小說,正好對應到台灣在政治、地理上的邊陲性,以及認同上的複雜性、不穩定性。

同樣的,字母會的成員構成,也顯示了世代、族群混血的激進實驗本質。例如黃錦樹書寫馬華、馬共的故事,甚至不被馬來西亞所接受,而只能在台灣存在。又如駱以軍、胡淑雯分別是一九四九年後外省族群和白色恐怖政治犯的後代,從光譜的兩端開始對話。

而「字母會」期間參與太陽花學運、親身爬梳白色恐怖歷史的作家胡淑雯,則從對書寫與「語言」本身的思考,體認到「政治正確」已成為當代書寫的大敵。

胡淑雯在「字母會」期間參與太陽花學運。(柯承惠攝)
胡淑雯在「字母會」期間參與太陽花學運。(柯承惠攝)

「台灣認同、性別意識的強化……時常讓大家產生一種惰性,即是只要表態,就可以停止思考。」她認為,政治正確首先是種語言現象。而書寫則是去粉碎這些「通過語言,說出來、寫出來,被拿來表達政治正確的規範性語言,以及其表演性格。」

藉書寫解除「政治正確」表演性格

「文學是可以冒犯現實,乃至冒犯價值觀的。」她說。

胡淑雯又以拉美諾貝爾獎作家、二○一四年病逝的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筆下的老妓女為例。「馬奎斯把老妓女寫得那麼複雜,以至於在道德化的世俗觀中,再也無法使用老妓女三個字,來回應馬奎斯底下的老妓女。」

讓既有的詞意徹底失效;讓已被用爛的套語,用來指涉特定種族階級,尤其攜帶上百年價值觀,用來殺人的詞語「癱瘓」的鋒利。胡淑雯認為,那就是文學的善良。

例如在字母D(différence,差異)中,胡淑雯敘述性義工服務身障者「小馬」的過程,沒有對弱勢過度渲染,沒有侵入性的鏡頭窺探,而是利用兩個並列版本的描寫手法:結案報告式的問答寫法和現場擔任性義工者的心理描述,提供讀者自行感受差異、讓道德判斷延後發生的空間。

「人通過政治正確的語言表達時,其實是在對群眾表演。」胡淑雯說:「這看似來自反抗、通往自由,但其實它已快成為新的規範,並導致不自由的可能性。」

處決此前書寫,讓台灣重返世界

那麼如何從字母會重新檢視台灣在世界的位置?對此,楊凱麟其實抱持樂觀:「像日治時期的風車詩社、一九六○年代的白先勇,台灣文學其實一直從它自身進行自我更新。」風車詩社於一九三三年由楊熾昌等作家發起成立,引進法國超現實主義。

「書寫的核心指向未來。」楊凱麟說:「我很驚訝風車詩社紀錄片《日曜日式散步者》裡,有個台灣人竟跑去法國找普魯東(Andre Breton,超現實主義創始人)。」

從一九六○年現代主義思潮,到一九九○年的後現代實驗,台灣的文學在本質上從未自絕於世界。

駱以軍則回憶:「詩人楊澤曾說,九○年代全世界的首都在台北。那時Michael Jackson甚至還來台灣開演唱會!後才逐漸轉移到首爾。現在豆莢的細胞膜破裂了,在這二十年間,台灣開始不再重要,再也無法輻射文化能量。」

要從事真正有意義的書寫,就只能「處決」至今為止所有的書寫。但楊凱麟認為,這「終結」,其實是帶著感恩的。

駱以軍等6名作家,迎向一整個世界異質文學時空。(柯承惠攝)
駱以軍等6名作家,迎向一整個世界異質文學時空。(柯承惠攝)

「字母會作家群大多在一九九○年代的高速成長中讀大學,吸食解放的奶水,因此我們對台灣有種債務。」楊凱麟說:「對此,我們各自以『職人』的方式來償還,例如小說技藝、展示最純粹的小說創作,而哲學家、評論者、編輯也試圖背負這債務。」

在這還債的迫切心態下,台灣文學要如何與世界重新展開合奏?

出版字母會叢書的衛城出版社總編輯莊瑞琳認為:「對於西方思想遺產,台灣常是囫圇地複製——例如由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提出,與當代語境差異很大的「漫遊」概念,但兩者根本的生活經驗是截然不同的。字母會的二十六詞彙,就是用來幫助作家重新找到自己的座標。」

而駱以軍則以世大運閉幕時,嗩吶與薩克斯風的對飆說明:「當時我覺得很感動,是非常台灣的效果,單獨的薩克斯風無法展現台灣的世界感,而單獨的嗩吶,則變成本土典範的櫥窗。」

迎向世界異質文學時空

選擇法國哲學詞彙做為「對飆」的樂器,字母會展現著一群島嶼作家,不再滿足於一九八○年代鄉土文學論戰、九○年後現代的簡化趨勢,而直接迎向一整個世界異質文學時空的企圖。

文學的滅亡來自於不再做新的嘗試,不再有對未來的嶄新渴求。

然而另一方面,願意接下A~Z、二十六本短篇小說集的出版,對任何出版社而言都是一個巨大的賭注。

莊瑞琳指出:「像是《別相信任何人》或《解憂雜貨店》等東野圭吾的書系,一賣就是數年。部分作品與作者長占大通路暢銷排行榜,大家的品味趨向保守、單一,這是一個警訊。」她自問:「我們要怎麼重新找到文學的讀者群?」

人個頭不高,眼睛卻閃爍著機警光芒的莊瑞琳,更向虎山行。二○一四年出版《二十一世紀資本論》這本長銷一萬冊的艱澀理論書,以及《南風》、《黏土》等被一代社運青年列為重要書單的直球式出版方針,這次選擇了從純文學上繞路。

出版是隱形社運,本質就是繞路

「文藝與社運不同之處,在於前者沒有明顯要達到的目標,只是單純地訴說同一個目標。」她認為:「出版是隱形的社會運動,本質就是繞路,無法追求或評估效率。」

她以太陽花學運為例:「四年了,運動後的很多努力沒有明確地被接續下來。很多專業問題背後的普世價值,需要透過文學去彰顯,在公民各自關心的事物外,重建當代公民意識的基礎。」

莊瑞琳說明,這就像是挖通臉書上的同溫層,例如廢死團體、性權團體,都可以在字母會中看見不同的社會場域運作方式,以及其下蘊含的人性流動。

但面對出版界的現實,莊瑞琳不無沮喪地坦承:「許多通路,其實已經失去了對這套書的想像力。」即使字母會作者群都有了代表作,乃至國外版權,一些通路仍覺得無感、懷疑,甚至覺得是一群老屁股的作品。

市場難為,作家更須汲汲於其他收入方式。但被問到可曾認同透過國家、政府力量來推行文藝(如由國家提供作家穩定薪水)的做法?莊瑞琳卻固執地認為:「我們唯一要說服的仍是市場,唯一要尋找的仍是讀者。不管是大眾或小眾,對一個出版者而言,唯有說服讀者,一切才有意義。」

也因此,在作家及編輯群之外,字母會同時召集了台灣頂尖的書籍設計陣容投入。由聶永真、何佳興、王志弘與林小乙這四位國內目前僅有的國際平面設計聯盟(AGI)會員操刀,同時投入這場超越「當代」要求的集體創作實驗。

莊瑞琳認為作品唯有說服市場與讀者才有意義。(郭晉瑋攝)
莊瑞琳認為作品唯有說服市場與讀者才有意義。(郭晉瑋攝)

「台灣社會價值的形塑無法只靠理性,讓差異從『人』的角度被理解、接受,這就是當代文學的意義。」莊瑞琳說。

五年來,字母會斷續進行著,談到最後幾次聚會,駱以軍不無傷感地說:「我們的『鋼鐵人』童偉格竟然哭了。」「我覺得很奇妙,就像一九九○年代日本AV女優的大感謝祭,那最好的肉體……。」

最好的時光,「就像王家衛生命中的幸運,是拍到張曼玉、張國榮、劉嘉玲最美的時刻,即使是在像《東邪西毒》這樣的爛電影中(笑),而其殘酷性就在於其不可再得。」駱以軍比喻。

見證作家最好的時光,總策畫楊凱麟做的事實上就是這件事情。

見證作家最好的時光

而橫跨五年的寫作計畫期間,作家個人歷史不無顛沛。曾捲入太陽花運動風暴核心,感受過警察鎮暴、密室壓力的胡淑雯,曾幾次在聚會時崩潰痛哭。童偉格歷經了力拚博士、乃至放棄的掙扎。陳雪、駱以軍則不斷生病,往復醫院。

而受訪時自嘲「不能連童偉格、駱以軍的車尾燈都看不到」的最年輕作家黃崇凱,則搬到了台南,用國家補助的低限收入方式寫作,面對與所有七年級世代同樣的生存壓力。

生而為人的疲勞,不曾因創作的超越而能有稍減。

作家把這段時間殉祭給字母會,召喚異質時空的事物,之後又因各自的生命負擔而各自散開。文學盛年的賭注、紙上燃起的超現實星火。而這一切,或許就如楊凱麟在字母會第一本《字母會A未來》的序言所說:「除了面對尚未到來的人民,不知書寫還能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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