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聞》對岸的房思琪

2017-05-24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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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北京電影學院女學生「阿廖沙」網上自曝被性侵,讓學校陷風暴。( 翻攝自微博)

前北京電影學院女學生「阿廖沙」網上自曝被性侵,讓學校陷風暴。( 翻攝自微博)

二十六歲女作家林奕含自殺在對岸所引發的連環效應之劇烈,大概會超乎許多台灣人的想像。先是她自殺的新聞、以及她父母所發表的聲明(指小說《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實際上含有女兒被誘奸的親身經歷,且陰霾一直難以走出)上了大陸微博的熱搜,引發輿論譁然。

林奕含跨海峽蝴蝶效應

女作家葉傾城就發微博說:「我並不知道林奕含其人,但關於她的遭遇令我毛骨悚然:十三歲(指小說中的「房思琪」)被培訓班老師誘姦。而且法律、人情、文化全不站在她一邊。」眾多網友也為「房思琪」的悲劇與現實中林奕含不幸自殺的「結局」深感憤恨與痛心。

事件本身在微博上的討論逐漸被擴展到了「性侵」的議題。不少討論指出,其實大陸類似「房思琪式的強暴」這種利用職權對女性進行性侵的案例更多,而受害女性大多會選擇不報警,「慢慢嚥下羞恥痛苦,終生對男性抱著巨大恐懼。」

討論發酵幾天後,微博上有人轉貼曾就讀於北京電影學院攝影學院的女生「阿廖沙」的長文,自曝曾被班主任父親性侵的經歷。「阿廖沙」原是俄國作家高爾基小說中的人物,這位使用假名的女生在文中說自己因公開提過此事,在幾年大學生活裡遭到了包括班主任在內一眾「學校老師」的排擠打壓,最終以「結業」而非「畢業」的身分告別大學。

北京電影學院陷入「性侵門」

「阿廖沙性侵事件」迅速成為了中國大陸版的「房思琪」,而這起事件的曝光本身,也正是林奕含自殺所產生的蝴蝶效應。阿廖沙撰文的開篇就指「如果大家對林奕含的惋惜和憐憫不是偽善,那我希望大家也能稍微重視一下我曾經的境遇。」並表示自己被性侵事件折磨最慘的幾年,周圍同學卻都覺得她是「小題大做」,沒有人心疼過她,從系主任到班主任都孤立她,班主任教的課更刻意都給她五十九分難為她。

而由於她口中這位「班主任」正是導演賈樟柯的前妻朱炯,再加上她強調了自己就讀的北京電影學院攝影學院曾出產著名導演如寧浩,卻「有一群縱容性侵強姦的渣子」,因而事件不但立即讓北京電影學院陷入「性侵門」的惡劣影響,更激發了網絡輿論對藝術院校內部「黑幕」充滿獵奇心態的多方揣測與聯想。

電影學院的官方微博第一時間闢謠表示:「該生自中學起就有抑鬱症(即憂鬱症),大學時曾因抑鬱症自殺洗胃……,本次經院系兩級調查,不存在該生所說情況,特此闢謠。」雖然這條微博很快已被刪除,但從公關危機的角度來講還是頗有失分,難免給大眾留下一個毫無誠意只求息事寧人的印象。

網路公審羅生門

「阿廖沙」迅速延燒網路,甚至有網友將之與電影《熔爐》相提並論,校方也很快意識到了問題嚴重性,再度發微博表示正針對此事展開認真調查,「將會以高度負責的態度,依法依規做好調查工作。」而事件中的「班主任」朱炯本人接受採訪時則表示:學校已調取阿廖沙的成績單,該生一共十六門課不及格,其中只有兩門是班主任的課,成績也並未卡在五十九分(即無法正常畢業並非源於老師刻意針對)。

而對於性侵指控,朱炯希望依循法律途徑給出一個真相。「如果我父親做的不對,我會譴責他,如果阿廖沙造謠,我也一定會譴責這種造謠,做為女兒我會支持我父親維權。」

這種羅生門式的相互舉證,在阿廖沙與林奕含事件的進行式中呈現出了高度相似的局面(被鄉民公審的陳國星也稱自己與林奕含曾交往並未誘姦)。另一個相似的關鍵詞則是「抑鬱症」。與林奕含相仿,阿廖沙也有抑鬱症病情,且同樣曾因自殺未遂而休學,復學後進入了朱炯的班級就讀。而且兩人的被侵犯經歷,又都年代久遠,「受害者」相似的背景背後,隱含了舉證的艱難。

圍觀者忘了結構性加害者

性侵也好,誘姦也好,無論用怎樣的名詞去定義其中對女性的傷害,要將指控定案都是難度極高的;在沒有足夠證據被保存下來的情形之下,女性更很有可能被反指控誹謗他人、傷害他人名譽權。而抑鬱症因素又加重了女性證詞在其中的尷尬和弱勢。

蝴蝶效應讓「從林奕含到阿廖沙」成為豆瓣熱門討論話題,而《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在大陸也變得一書難求洛陽紙貴,淘寶上更爭相賣起了該書的盜版、甚至是電子版的盜版,內文簡繁字體錯亂不堪,卻也因為原版的斷貨而行情大好。但在兩岸社會當下都如此關心「性侵」話題時,其實絕大多數人的角色依然只是旁觀者,真正關乎結構的反省並不徹底。相比結構,大家更在意的是:真相是什麼?加害者是誰?卻忘記了這種事件本身就是屬於整個社會的暴力。

如同小說中的房思琪,阿廖沙在文中也說:「我的控訴也不是針對一個變態。」重要的並非那一個加害者,真正傷到她們的是權力碾壓型的性侵結構,但沒有人會主動站出來控訴或是幫別人控訴──甚至如果沒有林奕含的自殺,沒有如此撼動兩岸的輿論震蕩,阿廖沙也不會平白無故站出來。某種程度上,是林奕含的死,給了包括她在內的更多女生一點點勇氣,也嘗試表述性暴力的創痛。

林奕含也好,阿廖沙也好,她們都一再強調:這些只是單純的記錄,而不是為了追討,大概她們都對現存的制度結構能給予公道並不抱有任何幻想,這才是整個故事裡最悲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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