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共十九大即將召開，兩岸關係成為眾所關切的問題，它究竟會從冷和走向融冰？抑或變本加厲地朝抗衡發展？
由於中共獨特的「民主集中制」使最高領導人有對重大事務「拍板定案」的最終決定權，因此兩岸關係首先取決於十九大時習近平能否充份掌握權力？而依目前態勢分析，如果沒有意外，答案應是肯定的。習在派系鬥爭下因恐怖平衡、血統純正、貌似平庸並不具威脅性而出線，但上台後卻冷飯熱炒，將黨內原有的「中紀委」、「小組」……等機制予以活用，大幅擺脫元老干政與派系掣肘，並以「小組長」取代過去的「集體領導」。接著又師法故智，將毛鄧對調八大軍區司令員的策略，轉化且擴大成各軍區人事的調動與軍事建制的變革，以清除前朝人馬而建立「習家軍」。而對同樣具有血統合法性的紅二代，也從初期結盟而逐漸從權力圈中加以排除。
畢竟，「臥榻之傍，豈容他人鼾睡？」專制之下，權力必定是、也只能是獨佔的。以往江澤民、胡錦濤時代之所以能出現集體領導，既因鄧小平鑑於毛澤東權力過度集中而採取的制度設計，更因為江、胡都出身專業技術官僚，而難以獨當一面，必須釋出權力與利益，以換取其他競爭者的合作與效忠。這種典型的恩庇與侍從關係的後遺症，就是裙帶資本主義與特權利益階級。
因此，習反貪腐固然有清除政敵，迅速培養自己人馬上位的考慮。但更根本的因素是，他無法認可江、胡時代利益交換之政治運作模式。因為利益交換之所以可行，不只是因為各取所需；更重要的是，它暫時緩和並掩蓋住根本性的社會矛盾。例如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就起因於「價格雙軌制」而引發民眾對「官倒」的不滿。但從江的「三個代表」使資本家得以入黨，與胡所強調的「和諧社會」，都可以看出矛盾的加劇與積累，而使利益交換已經無法粉飾太平。
而且在武力鎮壓六四招致西方經濟制裁後，中共知道隨著經濟改革開放，堅持一黨專政的壓力會越來越大，只能以不斷的經濟成長與釋放利益，期待「涓滴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的外溢效應能夠成真，而使一黨專政成為實現太平盛世的「善治」(good governance)。但涓滴經濟學嚴重低估了人的貪婪，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的報告指出利益並未如預期的下滲，但分配卻越來越不平等。
這就是雖已實現鄧小平「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但「毛澤東熱」仍蔚為風潮的原因。先富者成為眾矢之的，他們就是映照出大多數人處境不堪的哈哈鏡，而且隱喻式地指出貧富不均的關鍵既在制度不當，更在於私相授受。而且，只要分配不正義尚存，經濟成長只會造成貧富懸殊與社會矛盾。2008年前還能因期待未來可能成長與均富而加以忍耐，但當進入經濟成長不如以往的「新常態」時，民怨就必須找到宣洩的管道。因此習反貪腐所以能成功，不只是因為熟稔權力鬥爭的運作，更因為高度貧富不均造成民怨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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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之後，習會如何看待兩岸關係？不接受「九二共識」就會「地動山搖」？還是因權力鞏固後，不受派系要脅而更自信地採取較和緩的策略？後一種觀點，或來自江澤民對李登輝在1995年訪美與1999年提出「兩國論」時，力度截然不同的回應方式，並推論是因江權力鞏固程度的不同所致。但它並未考慮美國航母戰鬥群進入台海，突顯了中共軍力大為落後美國的實情。當然，1999年時江澤民的權力的確較為鞏固，但以中共長期鬥爭的傳統而言，實力才是決定一切的關鍵。因此發揮決定性作用的，恐怕還是中共在飛彈危機中對美中實力的評估，並謹記大幅落後的教訓。
當然各種觀點都是試圖從經驗中提取規則，以幫助我們了解現實。但，只要有規則就會有例外。而且，規則的普遍其實來自於例外的存在。卡爾．波普(Karl Popper)稱此為「可否證性」(falsifiability)，並視之為科學與神學的分界線。簡言之，只要是經驗界的事物就是可被否證的，不能被否證的就是外於經驗，而只能用信仰去證成。但例外還有更為積極的意義，從集合論的角度看，集合形成的原因不是因為那些符合集合的因素，而是存在集合以外的範圍。所以，規則的關鍵不在它與現實的符應，而是現實永遠有規律所無法預測的地帶。
而且適用江澤民適的，就可以照樣套到習近平身上？江的意外上台是因六四造成權力真空，起初有「八大老」的「輔佐」，更曾因認為左派力挺他上台，低估鄧小平對改革開放的堅持，使鄧在1992年南巡時說出「誰不改革誰下台」的重話。習雖然也因派系權力的恐怖平衡而出線，但其家庭數十年來於中共傳統中薰習浸染，對其權力運作了然於心。如果以為習的接班純出於偶然，而沒有人為的運作與經營，恐怕與事實有所出入。而且在元老們陸續去見馬克斯後，江的第二任(1997-2002)才能有所主張。但習第一任就大刀闊斧地反貪腐，不餘遺力地鬥爭政敵，並用各種方式集中權力，這些都是江第一任時未曾發生的。
習的確是中國近數十年來最快集中權力的領導人，也可能是最具有自信的領導人，他還提出「中國特色社會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並特別強調「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但自信真的只有正面意義？認知心理學研究人類的投資(或投機)行為而提出「過度自信理論」(overconfidence theory)，它認為人傾向在混亂無序中「看」出某種規律，因而產生認知與判斷上的偏差；將成功歸因於自己的先見之明，並將失敗歸諸於無法控制的因素。還會誤判地把發生概率極小的事件誤認為概率極大，進而產生「控制錯覺」(illusion of control)，認為自己對整體投資市場具有極大決定性的作用。
而政治上也經常出現過度自信的狀況。拿破崙、希特勒都不顧俄國的嚴寒與領士的廣大而發動戰爭，都太過高估贏得戰爭的可能，而低估現實的困難。而且，當德國成功入侵波蘭後，希特勒不顧軍官們的反對，強調自己的意志終將獲勝而執意攻擊英、法，更是「過度自信」的最佳典範。而當拿破崙、希特勒一意孤行時，不都在權力充份鞏固之後？因此認為習近平在十九大後會因權力鞏固，而對台灣改採較和緩的政策，會不會過於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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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種樂觀的經驗基礎可能是習曾長期在福建任職，與台商熟稔而被稱為「知台派」，由之推論習可能對台灣放鬆條件。但《孫子．謀攻》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意思就是：越了解敵我的優劣強弱，就越不易戰敗。不戰敗並不等於戰勝，但這句話常被訛傳為「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潛藏因過度自信而誤判戰爭的風險。因此，如果習認為自己是「知台派」，就可能因過於自信而輕忽動武風險，並過度放大成功的機率；反之，如果習果真透徹了解台灣，他就是最可怕的對手。所以台灣怎麼可能樂觀？怎麼可能不戒慎以對？
習還有一個頗具意義的參照組，那就是金正恩。大多數分析者認為北韓不放棄核武，因為它是生存並被承認的手段，但目的達成後，手段是可以放棄的。但他們忽略北韓發展核武的原因：美國在韓戰時曾恫嚇使用戰術核武，促使金日成開始研究核武。而在蘇、中改採「交叉承認」與南韓建交，以及蘇聯解體後，金日成知道始於朝鮮李朝的「事大主義」已不再可能，必須絕對堅持「主體思想」。因此，核武不再只是手段，它變成了目的。而且與其放棄核武卻只換來暫時的生存與承認，最終仍必須趨向滅亡（格達費的借鏡不遠）；倒不如擁核而挾日本、南韓為人質，逼迫美國退出韓半島，以實現統一與民族獨立的使命。誠如認知心理學研究投資（或投機）行為而提出的「反射效應」(reflection effect)：在面對確定的預期損失時，與其坐以待斃，更常見、也更合理的是，選擇孤注一擲。
而韓戰與兩次金馬危機中，美國都曾考慮用低當量的核武來對付中共。但毛澤東卻說核武是「紙老虎」，認為核武「是一種恫嚇，一種赤裸裸的核訛詐。」對付恫嚇的唯一方法，就是實力，這也就是「寧要原子，不要褲子」的理由。所以中共與北韓發展核武的原因，都是民族主義式的。
因此雖然金正恩老給習近平製造麻煩，但他們在結構上其實極其相似：兩人都是純正紅色血統的後代，也都快速地集權，對政敵也絕不手軟。金正恩的統一韓半島與民族獨立，不正是習的「兩個一百年」中的第二個——2049年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中華民族的復興，不就是要洗刷中國被列強羞辱的印記？而在1997年香港回歸後，還有什麼比統一台灣更能証明這一點？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寫《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是為了回答：為何同屬社會主義陣營的中國、越南與寮國，竟然不顧社會主義革命大業與共同的革命情感而發動戰爭？他的回答是：民族主義；而且二戰後大多的民族革命，雖然披著社會主義的外衣，骨子裡卻是爭取獨立的民族主義。從民族主義看，隨著台灣主體性意識的覺醒與彰顯，相對應的必然是中國高漲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習近平在洪習會時說如果不處理台獨，中共會被推翻。這雖是宣示，卻反映了中國近代革命求取民族獨立與復興的共同使命。在這個現代性的民族主義大敘事(grand narrative)之下，台灣被當成最終的判準，它不只是收復失土，也是和列強平起平坐的象徵，更是創立異於西方價值體系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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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這個民族主義大敘事的天平，一邊是預期中華民族復興之夢的喜悅，另一邊則是被列強羞辱的記憶與再次喪失的恐懼。收回台灣雖未必達到中華民族的復興，但至少彌平了痛苦的過去，也避免了面對未來的憂慮。而在面對不可知的未來賭注與當下確定的立即收益時，人通常會選擇「二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這就是認知心理學所說的「確定效應」(certainty effect)。結合「反射效應」與「確定效應」的判讀是：如果判斷台灣終將遠離，中國必然傾向賭一把，以武力收回台灣。雖然這麼做未必會成為大國，還可能被制裁或引起戰爭；但台灣的分離是中國確定無法承擔的損失，而相較於成為大國的不確定性，中國的選擇不言可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