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習近平要終結的，不僅是江澤民對整個中國政壇的控制或精神（核心）影響力，還有，江時代開始做大的權貴政治共同體。鄧小平改革或顛覆的，是毛的文革時代，習近平要改革與終結的，是江澤民的權貴經濟。
江時代是權貴共和，江當政十年，控制十年，他隔代主推了習近平，是希望習成為自己政治派系的延續，並以此將自己的政治影響力延長十年甚至更為久遠，但習近平不願意像胡錦濤那樣屈身苟且，無論是在精神上，還是在體制生態與經濟時勢上，習無法繼續權貴共和的遊戲，紅二代出身的政治強人習近平必然會喝止江時代與江核心地位。
江時代發生了兩次大的政變，一是意識形態領域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使中共成為權貴同盟，中共被政變為中國權貴共和黨。與之相應的政變是經濟政變，將國有資產變成權貴資產，工人在城市不再是「領導」階級，權貴共和代替了所謂的工農聯盟，工人下崗，農民進城，市民沒有公民權，而農民工卻無法得到市民待遇。
一、權貴共和的時代
江澤民是鄧小平最後一次政變（八九政變）的最大獲利者，說他是踏著六四鮮血走上政壇，是一種形象描述。江進京初期被極左力量包圍與驅使，準備左轉，受到鄧小平的強力遏制，鄧被迫通過南巡來改變極左困境，因此差點又廢黜了新晉的中共總書記江澤民。但鄧這位鐵血人物，已是強弩之末了，只能順勢而為，無可奈何地讓其承繼大位，江從鄧那裡得到了軍權，也得到了中共政治的「核心權」，所謂核心，即便不在總書記位置上，仍然在中共黨內擁有最後的決定權。
鄧時代軍權與黨權是分離的，黨的最高領導人一直不是軍方實際領導人，所以鄧能夠一將廢三帝，江時代軍權與黨權實現了合體。江澤民當政，因此不是發動政變，所有的努力是維護與擴張自己的威權，所謂威權，實則是黨內霸權。並保障自己政治派系的政治經濟安全，所謂派系實則是中共黨內自己人的權益共同體。
中共的政制，以核心人物為圭臬，只要核心人物有能量，就會進行權變與政變，以適應自己的統治需要，中共的意識形態越來越虛，而中共的經濟利益追求卻越來越實、中共追求政治越來越虛，維護統治者的權力穩定，越來越實，中共維護國民的權益越來越虛，維護最高統治者心其派系的權益，越來越實。
江澤民時代是權貴共和時代，也是左派元老、團派、江派各政治派別共和的時代，甚至知識份子與社會底層民眾，與權貴利益集團，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共和。鄧讓整個社會都有獲得感，是因為平反了冤假借案，讓精英階層恢復了政治經濟地位，九二南巡之後，鄧江交接的時間段，又讓精英階層獲得了更大的市場空間，一定的政治空間。這一次的權力交接，總體上是和平的，沒有政變與枝節問題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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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時代讓整個社會有獲得感，因為權貴與精英，包括知識精英、體制內精英，甚至一些准異見者們，還包括牢裡釋放出來的無業者，都獲得了經濟發展的空間。根本上說這是鄧小平南巡講話帶來的，但江澤民通過三個代表理論，將權貴經濟變成現實，人大與政協裡，多了非党人士，甚至有因八九民運而入獄的知識精英，也被吸收到政協或人大中，這是江澤民時代的某種自信，也是政治籠絡，江時代講同舟共濟，通過經濟快速發展，讓所有的人捲入經濟洪流中，通過經濟自由，獲得某種自由感與成功感、幸福感。
江澤民不可能像鄧小平那樣在軍中擁有威權，江通過以升官發財換保駕護航的政治經濟交易，獲得槍桿子擁戴，以此一招，就享有了二十年的擁戴，但這種對政治核心的有條件擁戴（你讓我們腐敗，我們讓你當核心），軍政腐敗雙贏的模式，習近平時代難以為繼，因為腐敗到極致將動搖中共的政權。
二、江澤民時代的經濟政變
江澤民是被鄧小平等元老們內定的中共領導人，並自然成為中共領導核心，所以，江獲得最高權力，並不需要通過政變，在維護權利或樹立威權過程中，他只是剪除了政治對手陳希同、軍方實力派系楊尚昆等，就基本實現了權利穩固。
江澤民通過三個代表理論，主導了一次中國經濟巨變或政變。三個代表（所謂中共代表中國的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以及維護人民的利益）是虛的，而元老家族獲得政治與經濟權益是實的，精英階層獲得政治經濟利益是實的，國有企業被權貴們轉型成自己的私企，也是實的。私有經濟在江時代成長，房地產業在江時代做大，中國的世界工廠，在江時代開始做大。
這既是國內時勢使然，也是國際時勢使然。中國的經濟政變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是國際經濟大勢促成。
中國經濟是窪地，國際資本需要尋找新的市場，並獲得低價勞動力，低人權、低環保、低工資，使中國農民工成為國際資本在中國的自由奴。毛時代（或紅色世界）的自耕奴，轉型到資本世界的自由奴。這種自由，是流動的自由，鄉下農民可以自由流動到城市工廠，也有一定的自由擇業空間，但，所有的自由選擇，都是在權貴資本控制下的被奴役狀態。沒有勞動保障，出現任何問題，都無法得到法律保護，更談不上保障農民工的孩子在城市的上學權利。
中共的政變，每一次都得到全中國人民的「支持、擁護、參與」，最初的紅軍打土豪分田地，後來要求國民黨抗日，再後來的沒收地主富農的土地，還有人民公社運動，當然還有鄧時代的包產到戶制度，每一次都是經濟政變，中共成功玩弄的都是土地與人民，既不保護私產，也不保護人權，但居然每一次都被“人民”擁護。這就是中共愚民洗腦有術，通過運動的方式強加給人民，如果有反抗或異議，都被當成敵對勢力清除。
江澤民時代的權貴經濟共和，剝奪了國企工人的合法權益，全民股權被轉到權貴名下，中共紅色家族獲得了巨大利益，王岐山反腐，至今也沒有動到紅色家族頭上，而這些家族既侵吞了巨額國家利益，又成為現在國際經濟醜聞的主角（有香港媒體報導，近期王岐山約談了賈慶林、曾慶紅等，紅色家族在江胡時代非法謀取的鉅資會不會追查，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之）。
中國經濟的崛起，更多是農民工的貢獻，但中國農民與農民工，仍然無法得到平等的城市市民權，無數家庭破裂，留守兒童與留守婦女，成為中國人道災難性問題。有人說中國應該學習印度，允許城市有貧民窟，印度貧民擁有選票、擁有免費的醫療、平等的受教育機會，以及普遍的信仰與慈善關懷，使經濟“落後”的印度，仍然有一份祥和與文明。中共即便允許存在貧民窟，只會增加更多的城市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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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江澤民時代經濟政變帶來的巨大災難，是潛在的，它使中國的政治轉型變得更加艱難。權貴聯盟、全方位的污染、全民拜物教、政府腐敗、全民無道德底線，都是以輕歌曼舞的方式，走進新時代。
三、江澤民時代的權變
由於鄧小平南巡講話，中共進一步改革開放，更多的人可以參與市場經濟經營，而中國加入世界經貿組織，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窪地效應使中國經濟獲得了快速增長，體制內外的人或朝野均捲入市場經濟，幾乎所有人都有“獲得感”，江澤民讓更多的人共用一條大船，通過三個代表理論，讓中共成為全民黨，讓新富新貴進入人大、政協，分享政治權利，締結權貴聯盟。
鄧小平說，摸著石頭過河，但江澤民卻讓權貴們擁有了一艘大船，這些權貴們擁有了一切的先機，由中共政權為其保駕護航，只有個體戶、下崗城市工人與農民工，在摸石頭過河。
鄧小平說，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江澤民時代基本確立了，讓權貴們先富起來，特別是紅二代與官二代，以形成權貴聯盟，同時讓城市相對於農村，獲得發展先機，讓東部相對於西部，獲得更多的資源與政策傾斜。
所以，江澤民在做大權貴同盟共和的同時，製造了國家經濟版圖的大分裂。
說江澤民發動了經濟政變，是針對其將有名無實的國有資產大規模的變成權貴私產。產權發生的革命性變化，這可以說是一次經濟政變。
江澤民在意識形態也發動了一次政變，就是三個代表理論與實踐。
因為它改變了中共的性質，中共黨員是無產階級先鋒隊，主體應該是工人農民，而且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國家，三個代表理論將中共變成國家黨或全民黨，它以所謂的三個先進性，來掩蓋其改變中共性質的實質，中共實質上成為中國權貴共和黨。江澤民主導的中共，不再是無產階級先鋒隊了，而是權貴主導的權貴先富隊，新權貴新精英組成共同體，用政府的腐敗潤滑，來促使黨國繁榮富強。
鄧小平強調先富起來的人帶動後富起來的人，共同致富理論，成為笑談或政治謊言。鄧家、李家、陳家、江家、曾家、賈家、薄家、葉家等等，都成為巨富家族，他們怎麼能帶動整個社會致富呢？印度的窮人有選票，通過選票可以獲得富人的關注，為了拉票就得為窮人謀福利，中國的窮人靠什麼來影響先富起來的人，為自己謀利益呢？
地票與選票，決定普眾的利益，而這兩大票，都被中共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中共因為擁有這兩大票倉，所以變得強大而不可一世。
為了政治安全，江澤民在政治領域有二次小動作，二次大動作。
兩次小動作，一是打擊了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清除政治對手，另一次是打擊極左陣地，關閉了中流等雜誌，因為極左公開反對三個代表理論，讓資本家入黨，令極左無法容忍。
二次大動作：一是為了黨國的政治安全，另一則完全是為了自己。
全面打擊與迫害民間信仰組織法輪功，幾乎是傾國家之力而為之，製造了數以十萬計的修練者入獄、勞改或被拘審，江澤民認為這樣龐大的社會組織，極有可能挑戰中共權威，所以痛下殺手，對相關修練者的迫害不進入法律程式，現在許多律師受到迫害，也與代理民間信仰者案件有關。
為了保障自己與派系的政治安全，江澤民完全掌握了中國軍方高層，在退任黨國最高領導人之後，仍然非法當任國家軍委主席二年，並成功地通過其任命的軍委副主席，架空中共最高領導人胡錦濤，使其退任後的十年，仍然擁有軍委最高首長辦公室，用槍指揮了黨國又一個十年。
鄧江時代我們可以看出，中共核心人物致力的政治安全，分三個層級：黨的政治安全，就是捍衛馬列毛意識形態，保證黨對國家的絕對控制；其次是派系的安全，並致力於建立效忠於核心的派系力量，軍、警、國安、司法體系必須保證控制在自己的人手上；還有最重要的安全，就是核心的政治安全，不僅是保障其人身絕對安全，還有形象安全，名譽安全，被體制內承認為核心，以及思想理論載入中共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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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旅美學者專欄作家，此文為其「中共領導人政變與權變系列」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