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寫《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是為了回答：為何同屬社會主義陣營的中國、越南與寮國，竟然不顧社會主義革命大業與共同的革命情感而發動戰爭？他的回答是：民族主義；而且二戰後大多的民族革命，雖然披著社會主義的外衣，骨子裡卻是爭取獨立的民族主義。從民族主義看，隨著台灣主體性意識的覺醒與彰顯，相對應的必然是中國高漲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習近平在洪習會時說如果不處理台獨，中共會被推翻。這雖是宣示，卻反映了中國近代革命求取民族獨立與復興的共同使命。在這個現代性的民族主義大敘事(grand narrative)之下，台灣被當成最終的判準，它不只是收復失土，也是和列強平起平坐的象徵，更是創立異於西方價值體系的可能性。
面對這個民族主義大敘事的天平，一邊是預期中華民族復興之夢的喜悅，另一邊則是被列強羞辱的記憶與再次喪失的恐懼。收回台灣雖未必達到中華民族的復興，但至少彌平了痛苦的過去，也避免了面對未來的憂慮。而在面對不可知的未來賭注與當下確定的立即收益時，人通常會選擇「二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這就是認知心理學所說的「確定效應」(certainty effect)。結合「反射效應」與「確定效應」的判讀是：如果判斷台灣終將遠離，中國必然傾向賭一把，以武力收回台灣。雖然這麼做未必會成為大國，還可能被制裁或引起戰爭；但台灣的分離是中國確定無法承擔的損失，而相較於成為大國的不確定性，中國的選擇不言可喻。
因此，十九大後的兩岸關係恐怕無法過於樂觀。那麼，台灣該如何面對集權、強勢，甚至可能是「過度自信」的習近平？依賴美國是不切實際的，因為川普政權尚未穩定，無法預測其作為，因此台灣不可能經由華盛頓通往北京。而台灣也不可能扮駝鳥，以為只要看不見中國，它就不存在。在目前各種條件不變的前提下，台灣不得不與中國取得某種程度的共同理解，才能作為雙方關係的基礎。雖然蔡英文總統表示要「維持現狀」，但這個「現狀」卻是一種惡性的模糊(bad ambiguity)，因為它可以任意解釋，而充滿意外衝突的可能。因此兩岸極待於一個雖不滿意但均可接受，在內容與實質上雖然模糊，卻在輪廓與形式上卻有著一定的界限，而將任意解釋的範圍予以劃界，以便於政治操作上的實然可行。
而在這種良性模糊(good ambiguity)的新基礎出現之前，有必要回顧過去兩岸談判的歷史與過程，從中找出以往為何能從分歧中找出一致？過去的交流基礎為何會質變成宰制的霸權？「一中各表」求同存異的描述性定義，為什麼會變成「九二共識」的規範性架構？而且，最重要的是，在什麼樣的現實狀況下，雙方會願意放棄原先的堅持，達成一個各說各話卻無礙交流的「共識」？這些恐怕都是提出新基礎前的必要工作。空想與教條都無助於掌握事實與解決問題，倒不如釐清兩岸關係的來龍去脈，並找出台灣的最大可能利益。這，可能就是當下兩岸關係中的羅德斯島(Rhodus)，只有實地縱身一躍，才會知道究竟能跳多高、多遠？
*作者為政大東亞所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