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政治上也經常出現過度自信的狀況。拿破崙、希特勒都不顧俄國的嚴寒與領士的廣大而發動戰爭，都太過高估贏得戰爭的可能，而低估現實的困難。而且，當德國成功入侵波蘭後，希特勒不顧軍官們的反對，強調自己的意志終將獲勝而執意攻擊英、法，更是「過度自信」的最佳典範。而當拿破崙、希特勒一意孤行時，不都在權力充份鞏固之後？因此認為習近平在十九大後會因權力鞏固，而對台灣改採較和緩的政策，會不會過於樂觀？
而這種樂觀的經驗基礎可能是習曾長期在福建任職，與台商熟稔而被稱為「知台派」，由之推論習可能對台灣放鬆條件。但《孫子．謀攻》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意思就是：越了解敵我的優劣強弱，就越不易戰敗。不戰敗並不等於戰勝，但這句話常被訛傳為「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潛藏因過度自信而誤判戰爭的風險。因此，如果習認為自己是「知台派」，就可能因過於自信而輕忽動武風險，並過度放大成功的機率；反之，如果習果真透徹了解台灣，他就是最可怕的對手。所以台灣怎麼可能樂觀？怎麼可能不戒慎以對？
習還有一個頗具意義的參照組，那就是金正恩。大多數分析者認為北韓不放棄核武，因為它是生存並被承認的手段，但目的達成後，手段是可以放棄的。但他們忽略北韓發展核武的原因：美國在韓戰時曾恫嚇使用戰術核武，促使金日成開始研究核武。而在蘇、中改採「交叉承認」與南韓建交，以及蘇聯解體後，金日成知道始於朝鮮李朝的「事大主義」已不再可能，必須絕對堅持「主體思想」。因此，核武不再只是手段，它變成了目的。而且與其放棄核武卻只換來暫時的生存與承認，最終仍必須趨向滅亡（格達費的借鏡不遠）；倒不如擁核而挾日本、南韓為人質，逼迫美國退出韓半島，以實現統一與民族獨立的使命。誠如認知心理學研究投資（或投機）行為而提出的「反射效應」(reflection effect)：在面對確定的預期損失時，與其坐以待斃，更常見、也更合理的是，選擇孤注一擲。
而韓戰與兩次金馬危機中，美國都曾考慮用低當量的核武來對付中共。但毛澤東卻說核武是「紙老虎」，認為核武「是一種恫嚇，一種赤裸裸的核訛詐。」對付恫嚇的唯一方法，就是實力，這也就是「寧要原子，不要褲子」的理由。所以中共與北韓發展核武的原因，都是民族主義式的。
因此雖然金正恩老給習近平製造麻煩，但他們在結構上其實極其相似：兩人都是純正紅色血統的後代，也都快速地集權，對政敵也絕不手軟。金正恩的統一韓半島與民族獨立，不正是習的「兩個一百年」中的第二個——2049年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中華民族的復興，不就是要洗刷中國被列強羞辱的印記？而在1997年香港回歸後，還有什麼比統一台灣更能証明這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