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20年春，第三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來華為起點，蘇俄向中國大規模輸出革命，首先是輸出群眾暴力、群眾運動、群眾政治。這才有了陳獨秀的轉向和整個新青年雜誌的轉向，有了李大釗與胡適的「問題與主義「之爭及陳獨秀與胡適的「談政治「之爭。中國知識界至此徹底分化，撕裂成了常態。一派全身心投入群眾運動，認為公理都是謊言，憲政早已破產，今天是庶民的時代，勞工神聖的時代，即群眾政治的時代。要在庶民的旗幟下，勞工神聖的旗幟下，通過群眾運動重建強權，借助強權改造中國，改造人類。一派則堅守常識，堅守憲政常軌，但可惜前者眾而後者寡，勢單力薄的後者只能苦苦支撐，抵擋不了群眾運動、群眾政治這一大時代的洶湧狂潮。
1924年國民黨一大的召開，是蘇俄向中國大規模輸出革命的里程碑。國民黨所謂以俄為師，不僅包括引進蘇俄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即反帝意識形態；不僅包括國民黨改造，最終把國民黨變成列寧主義政黨；也不僅包括引進黨國體制，社會政治生活全面黨化；以俄為師還包括一個極重要的內容，那就是全面引進蘇俄的社會動員模式，即群眾運動實質是運動群眾的社會動員模式。國民黨一大之後的組織架構，鮮明地反映了這一特色。中央商人部幹什麼的？當然主要從事所謂商民運動，即運動商人。中央青年部幹什麼的？當然主要從事所謂青年運動，即運動青年。中央農民部幹什麼的？當然主要從事所謂農民運動，即運動農民。中央工人部幹什麼的？當然主要從事所謂工人運動，即運動工人。中央婦女部幹什麼的？當然主要從事所謂婦女運動，即運動婦女。國民黨中央的幾個部，專司社會動員或者說專司運動群眾的部，居然占了多數，足見國民黨對社會動員或者說對運動群眾前所未有的重視。這顯然是蘇俄主導的結果。總的指向無非兩個，一個是服務於軍事鬥爭，武裝奪取政權；一個是服務於孫中山的未竟事業，改造社會，令「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是謂所謂「國民革命」。
為什麼必須國共合作？原因之一在此，即在於已顯老朽的國民黨，並不適合從事大規模的社會動員即大規模的運動群眾，年輕氣盛、活力和創意十足、並且經受過蘇俄系統訓練的共產黨人，最適合從事這種工作。這是當時國共合作的重要分工。以致於當時國民黨很多地方黨部，實際上被共產黨人所控制，成了共產黨人在當地從事社會動員或者說運動群眾的橋頭堡，李大釗曾任組織部長的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即是如此。
正是在如此背景下，才有了後來北京街頭的兩把火；也才有了後來的「三一八慘案」。進而，也才有了陳獨秀與胡適的又一次撕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