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此時的北京街頭，已經形同國共兩黨對北京政府的戰場。群眾運動、群眾政治的戰場。就是要運用一切手段，不惜一切代價，破壞北京政府，直至武力顛覆北京政府，目的性之強，為當年五四街頭運動所望塵莫及。當然，其後果也往往更慘烈，連李大釗本人，最後都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說這是所謂北伐的先聲，大概也毫不為過。
北洋時期，北京有過3把火，幾乎改變了整個時代。一個是五四運動時，火燒趙家樓的那把火，一是6年後，所謂「首都革命」的兩把火。這3把火尤其火燒趙家樓的那把火，標誌著群眾暴力、群眾政治登陸中國。從這開始，中國政治的氣質，乃至整個時代的氣質，漸漸改變了。
這是胡適跟陳獨秀、李大釗分道揚鑣的另一個時代原因。如果說早年胡適跟李大釗之爭的焦點是主義與問題之爭、跟陳獨秀之爭的焦點是怎樣談政治之爭，那麼，如何看待這種群眾暴力、群眾政治，可能是他們早年之爭的另一個焦點。
但公平地說，群眾暴力、群眾政治之登陸中國，還不能都怪到陳獨秀、李大釗頭上。這其實是當時知識界一些人追逐的時尚，其中就包括我一直最佩服的梁任公，這點上他也與有功焉而難辭其咎——火燒趙家樓的那把火，跟他至少有間接的關係。作為街頭運動典範的五四運動，今天在主流話語中仍屬於政治正確。但其真實來由，早已經被史家說破。這方面最有影響的專著，是學者鄧野所著的《巴黎和會與北京政府的內外博弈》。讀後即知，所謂五四街頭運動，無非北京黨爭的產物，不僅客觀上服務於在野的研究系對當權派安福系的抹黑與圍毆，背後也確實有梁任公等研究系大佬的推波助瀾。在爭取山東權益問題上，北京政府已經在所必爭，竭盡全力，並不存在梁任公等研究系大佬尤其五四學生所指控的喪權辱國的問題。後來山東權益之收回，也跟國內街頭運動沒太大關係，而是美國總統威爾遜因在巴黎和會上對日讓步，遭美國輿論嚴厲抨擊，不得不於事後補救，向日本施加最大壓力，始於1924年的華盛頓會議扭轉乾坤，最終還中國以公道公平。而這時的中國知識界，卻幾乎已經把這問題忘了，以致於山東權益的收回，當時竟沒有多少人再關心。
如果這就是歷史真相，開中國街頭政治風氣之先的五四運動，其是非功過恐怕要另當別論。五四運動之起，確有中日矛盾的因素在內。就此來說，五四運動有其合理性。而且街頭政治，本來也屬於民主政治的常軌，沒什麼錯。但如果非要說五四之起，國內起於「喪權辱國」的北京政府，與愛國民眾尤其愛國學生的矛盾，這就未免是政治神話了，現在還敢為這政治神話背書的學者，已經不多。純就國內起因而言，五四街頭運動就是一場烏龍，不僅談不上多少價值，其破壞性反倒更明顯。
最大的破壞性，就是街頭暴力、群眾暴力的濫觴。北京政府時代，是中國僅見的憲政時代。盡可以嘲笑其憲政之幼稚，但無論如何幼稚，它終究還是憲政。而憲政就必然包括了人權、法治。憲政體制下並不是沒有合法反對的空間，合法反對的空間明明敞開，偏要訴諸直接的街頭暴力、群眾暴力，以致痛打章宗祥，火燒趙家樓，這種溢出憲政常軌的暴烈的行為，對人權與法治、對憲政本身的羞辱之深，無論怎麼估計都不為過。
顯然，肇事學生違法在先，惜乎北京政府過於弱勢。這從一個鏡頭可見一斑：當學生翻牆跳進曹汝霖私宅，負責保衛曹宅的幾十個全副武裝的員警，居然「早被外面的呼聲所震駭」，看見學生跳了進來，一個個嚇得目瞪口呆，只能聽任學生在曹宅打砸搶直至火光四起。事後雖也逮捕了一些肇事學生，但並未受到真正的懲戒，都在社會各界的大力聲援下，很快英雄般凱旋。政府的權威，人權與法治尊嚴，憲政的尊嚴，可謂掃地以盡。
本來，五四的街頭暴力雖不乏可議之處，大體上還屬於失控範疇，可以解釋為情境激發的結果，非組織者刻意為之。包括梁啟超等研究系大佬，應該都始料未及。從這角度看，事件有某種偶然性，並非完全不可理喻。問題主要在於當時輿論和社會的態度。政府已經足夠無能，實際上放任之，而輿論和社會，也沒有一個正確的態度，沒有檢討和反思。這對是非的顛倒，對人心的誤導，是不難想見的。是非顛倒到什麼程度呢？一個例子足可說明。飽受街頭暴力之苦的曹汝霖，本是最大的受害者之一，當時卻如同全民公敵，千夫所指，沒多少人為他說句公道話。直到抗戰爆發後，他拒絕跟日本人合作，剖露其心跡，居然是「以晚節挽回前譽之失」。可見五四街頭暴力對其名譽打擊之大，以致終生難以走出陰影。
「造反有理，愛國無罪」的觀念，就這樣漸成主流，一個囂張的時代、狂暴的時代，就這樣徐徐揭幕。從這潘朵拉盒子裡跳將出來的，必是群眾暴力、群眾運動、群眾政治等么蛾子。中國社會從此踏上通向深淵之路。
五四剛好爆發在俄國十月革命之後，一定程度也可以說，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的所謂禮物之一。這種群眾暴力、群眾運動、群眾政治，恰是俄國十月革命的法寶。當初的二月革命，也曾奠定俄國的憲政框架。但當憲政框架無法滿足列寧及其布爾什維克的奪權需要，列寧和他的戰友們立即毫不猶豫地站出來，直接動員水兵和工人上街，用大規模的群眾暴力、群眾運動、群眾政治，顛覆了二月革命確立的憲政體制。可以肯定地說，沒有群眾暴力、群眾運動、群眾政治，就沒有蘇俄政權，群眾暴力、群眾運動、群眾政治是蘇俄政權的助產婆。
以1920年春，第三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來華為起點，蘇俄向中國大規模輸出革命，首先是輸出群眾暴力、群眾運動、群眾政治。這才有了陳獨秀的轉向和整個新青年雜誌的轉向，有了李大釗與胡適的「問題與主義「之爭及陳獨秀與胡適的「談政治「之爭。中國知識界至此徹底分化，撕裂成了常態。一派全身心投入群眾運動，認為公理都是謊言，憲政早已破產，今天是庶民的時代，勞工神聖的時代，即群眾政治的時代。要在庶民的旗幟下，勞工神聖的旗幟下，通過群眾運動重建強權，借助強權改造中國，改造人類。一派則堅守常識，堅守憲政常軌，但可惜前者眾而後者寡，勢單力薄的後者只能苦苦支撐，抵擋不了群眾運動、群眾政治這一大時代的洶湧狂潮。
1924年國民黨一大的召開，是蘇俄向中國大規模輸出革命的里程碑。國民黨所謂以俄為師，不僅包括引進蘇俄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即反帝意識形態；不僅包括國民黨改造，最終把國民黨變成列寧主義政黨；也不僅包括引進黨國體制，社會政治生活全面黨化；以俄為師還包括一個極重要的內容，那就是全面引進蘇俄的社會動員模式，即群眾運動實質是運動群眾的社會動員模式。國民黨一大之後的組織架構，鮮明地反映了這一特色。中央商人部幹什麼的？當然主要從事所謂商民運動，即運動商人。中央青年部幹什麼的？當然主要從事所謂青年運動，即運動青年。中央農民部幹什麼的？當然主要從事所謂農民運動，即運動農民。中央工人部幹什麼的？當然主要從事所謂工人運動，即運動工人。中央婦女部幹什麼的？當然主要從事所謂婦女運動，即運動婦女。國民黨中央的幾個部，專司社會動員或者說專司運動群眾的部，居然占了多數，足見國民黨對社會動員或者說對運動群眾前所未有的重視。這顯然是蘇俄主導的結果。總的指向無非兩個，一個是服務於軍事鬥爭，武裝奪取政權；一個是服務於孫中山的未竟事業，改造社會，令「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是謂所謂「國民革命」。
為什麼必須國共合作？原因之一在此，即在於已顯老朽的國民黨，並不適合從事大規模的社會動員即大規模的運動群眾，年輕氣盛、活力和創意十足、並且經受過蘇俄系統訓練的共產黨人，最適合從事這種工作。這是當時國共合作的重要分工。以致於當時國民黨很多地方黨部，實際上被共產黨人所控制，成了共產黨人在當地從事社會動員或者說運動群眾的橋頭堡，李大釗曾任組織部長的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即是如此。
正是在如此背景下，才有了後來北京街頭的兩把火；也才有了後來的「三一八慘案」。進而，也才有了陳獨秀與胡適的又一次撕裂。
事實上，此時的北京街頭，已經形同國共兩黨對北京政府的戰場。群眾運動、群眾政治的戰場。就是要運用一切手段，不惜一切代價，破壞北京政府，直至武力顛覆北京政府，目的性之強，為當年五四街頭運動所望塵莫及。當然，其後果也往往更慘烈，連李大釗本人，最後都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說這是所謂北伐的先聲，大概也毫不為過。
還是回頭說說後來的兩把火，尤其火燒晨報館的那把火吧。
事件起因說來也簡單，當時徐志摩主持《北京晨報》的《晨報副刊》，而現在我們已經知道，徐志摩不僅是詩人，思想上也是先驅——畢業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受了嚴格學術訓練的徐志摩，對中國知識界的時尚布爾什維克主義完全不能認同，於是以《晨報副刊》為平台，同中國的布爾什維克們展開了激烈論戰。但是，布爾什維克們其實沒多少興趣跟他論戰，因為如我說過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是類宗教。而任何宗教或類宗教，其教義都不屬於邏輯或經驗範疇，只屬於信仰範疇、真理範疇。信仰或真理不是拿來討論的、拿來說服的，它只要你信。天真的徐志摩卻以為這就是一個學理問題，只顧跟人家咬文嚼字，哪知道人家視他所有的批評為褻瀆。而所有褻瀆激起的都是深刻的仇恨。終有一天，他要為這仇恨付代價的。
這一天終於到來，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所謂「首都革命」。官史記載，這是「北京學生、工人武裝推翻段祺瑞政府的一次嘗試。」「一次城市暴動奪取政權的英勇嘗試。」主事者包括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和中共北方區委。「李大釗組織成立了行動委員會，負責統一指揮這次革命行動。」事起於1925年11月28日，但當天「革命群眾」並未真的衝進重兵把守的段祺瑞住所，沒去推翻段祺瑞政府，只湧向教育總長章士釗、財政總長李思浩、交通總長葉恭綽以及執政府秘書長梁鴻志、曾毓雋等人私宅，縱情打砸搶的同時，縱火燒掉了員警總監朱深的住宅。此即北洋時期北京街頭的第2把火。
接著就是第3把火——火燒晨報館的那把火。「首都革命」次日，成千上萬「革命群眾「又一次湧向位於宣武門大街的晨報館，同樣一番打砸搶，猶不解恨，一把沖天大火，把晨報館也燒成了斷壁殘垣。
如果說五四火燒趙家樓的那把火可能因為失控，非主事者初衷，「首都革命」這兩把火就不然了。這是一場有周密部署、有嚴格組織的群眾運動或者說群眾政治，沒有失控的可能。針對個人私宅的打砸搶，針對個人私宅和晨報館的縱火行為，應該都屬於規定動作，帶有強烈的報復和恐嚇動機。群眾運動、群眾政治至此終於露出了它的猙獰獠牙，即它其實就是暴民運動、暴民政治，即它其實就是政治上的超限戰，以大眾之名，拒絕任何法律的和道德的約束。
這馬上激起軒然大波。對國共兩黨主導的群眾運動、群眾政治早就冷眼旁觀的胡適，這時終於按捺不住，赤膊上陣，跟從前的老戰友陳獨秀再度衝突，圍繞晨報館被焚的是是非非，兩人再度大戰三百回合。實際上，這是當時國共兩黨尤其陳獨秀們大力推崇的政治超限戰，跟胡適一貫主張的憲政常軌上的公民政治之間不可避免的衝突。
＊作者為中國公知，前《南方周末》評論員。本文為作者「談政治要小心」系列之二。原刊作者微信公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