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談政治，如此政治，豈不是可笑復可憐？胡適當然完全不能接受，這才有了「問題與主義」之爭。《談政治》一文及當期新青年雜誌的橫空出世，更為胡適所反感，衝突升級，這兩個老戰友的裂痕，已經無法彌合。《談政治》點名批評胡適，把胡適當作「不談政治」的代表性人物。胡適則諷刺轉向後的新青年雜誌，「差不多變成了《Ｓｏｖｉｅｔ Rｕｓｓｉａ》（當時一本英文刊物《蘇維埃俄羅斯》）的漢譯本」。兩人各不相讓，無論媒體上，還是見面時，都是唇槍舌劍。
跟陳獨秀一樣，其實胡適也是一生不曾離開過政治，一生都不可能不談政治。但是兩人的政治以及談政治，在方式上、氣質上有著根本的分別。陳獨秀最推崇蘇俄，他的政治和談政治，都是蘇俄式的。胡適最推崇美國，他的政治和談政治，都是美國式的。二者根本就南轅北轍。胡適終其一生也是書生，對實際的政治運作，也並不很懂，但他浸入骨髓的英美經驗主義傳統，讓他凡事都必須經驗和邏輯當先，凡事都必須自由和憲政為本，凡事都保持獨立和清醒，拒絕各種綁架與消費。這就讓他不致於在大是大非上出錯。相對于陳獨秀，胡適政治上無疑高明太多。在歷史的幾乎所有關鍵時刻，他的選擇都是對的，從來沒錯過。這該何其難得。
與胡適相反，陳獨秀就錯得太離譜了。這是其對政治不懂不擅而又狂熱捲入的必然後果。但陳獨秀從不承認自己對於政治的不懂不擅，倒是極其道德自負和智力自負。這真是一個大悲劇。有著這種大悲劇的知識份子，豈止陳獨秀一人，過去百年中這是一個巨大的群體。這個群體的知識份子，無一例外地，都把自己的一生消耗在政治中了。把自己燒掉了，如果能照亮世界，也算值。問題是，他們燒掉了自己，卻並沒有照亮什麼，世界反而愈加黑暗。這才是他們所有大悲劇中，最大的悲劇，最令人扼腕。
＊作者為前《南方周末》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