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百年的中國知識份子，陳獨秀如果不是最政治，起碼是最政治的之一。他當然也有學問，但他能史上留名，主要不是因為學問而是因為政治。其實陳獨秀並不懂政治，更不擅長政治。
陳獨秀不僅不懂不擅實際的政治運作，對於理論上的政治，他也不懂不擅。證據之一，就是他初涉政壇的代表作、刊於1920年9月1日新青年雜誌的《談政治》。這篇文章和這期新青年雜誌，是陳獨秀及他的新青年同仁集體轉向，從思想啟蒙、政治批評，轉到政治鬥爭、黨派鬥爭的一個拐點。從此，陳獨秀不再主要是一個學者，而主要是一個職業政治家。
《談政治》無疑是陳獨秀個人的政治宣言，以一個職業政治家的身份，解釋他將畢生投入的事業。他當然是想說服天下人。但是，通讀全文，非但看不出什麼說服力，反而只看出他的外行。為什麼這樣說呢？
首先是因為，陳獨秀理解的政治，只是主義的政治。這主義，就是他皈依不久的，蘇俄舶來的列寧主義或者說布爾什維克主義。貫通全篇的，都是列寧主義或者說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時尚話語。尤其階級的話語，專政的話語，革命的話語。而那些話語，並不適合中國。所謂階級分化，及階級分化基礎上的階級戰爭等等，無一不是以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為條件的近代社會的產物。而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在中國才起步，中國仍主要停留於農業社會，農業社會沒什麼階級分化可言，屬於經典的倫理社會，經典的小共同體時代。拿只適合西方近代社會的階級分析法，及相應的專政話語、革命話語，生搬硬套到主要是農業社會的中國，其荒謬不是今天回過頭來才看得清的，陳獨秀們當時就被主流社會稱作“過激黨”，不為當時的主流社會所接受。這甚至包括孫中山在內。孫中山及其代表的國民黨，一直認為陳獨秀們的主義不合中國國情。即便跟蘇俄合作，孫中山也特別聲明不同意階級鬥爭學說，認為中國決不能搞階級鬥爭。在任何一個正常社會，陳獨秀們的過激黨都不會有市場。但後來中國社會的極化和撕裂，給了他們市場。這種歷史的吊詭，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讓人扼腕歎息。
主義的政治，必是概念的政治。所以，《談政治》通篇都是從概念到概念，見不到任何具體的論證、分析。作者就好像不在中國，他所討論的內容，壓根就跟中國社會的具體問題沒關係。如果把政治比作治病，開出藥方之先，總得望聞問切吧？總得做具體的診斷吧？但是《談政治》通篇沒有對中國社會的望聞問切，通篇都是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簡單而拙劣的複述，通篇都只是兜售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藥方，總之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沒有實證，無須實證，信就夠了，信則靈。這哪有半點學者的風度，更像傳教的囈語。實際上，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確具有類宗教氣質，真理黨的氣質。陳獨秀們也的確主要從信仰的角度，來理解和接受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類宗教的政治，是某種程度政教合一的政治。政教合一就必然排斥經驗和邏輯。再用經驗和邏輯的標準要求他們，評判他們，就難免雞同鴨講了。這也是後來陳獨秀跟老戰友胡適衝突直至分道揚鑣的原因所在。
一方面，陳獨秀們的主義具有強烈的類宗教的烏托邦氣質，但另一方面，陳獨秀們的主義又是極其實用主義的，極其功利的。這主要表現在《談政治》一文對「強權」的迷戀。
「我以為強權所以可惡，是因為有人拿他來擁護強者無法救護弱者與正義。若是倒轉過來，拿他來救護弱者與正義，排除強者與無道，就不見得可惡了。由此可以看出強權所以可惡，是他的用法，並不是他本身。」
「人類底強權也算是一種自然力，利用他也可以有一種排除黑暗障礙底效用。因此我覺得不問強權底用法如何，閉起眼睛反對一切強權，象這種因噎廢食的辦法，實在是籠統的武斷的，決不是科學的。」
對強權諸如此類的推崇，《談政治》一文所在多有。強權本身不是問題，問題只在於誰掌握強權，用強權幹什麼，這跟憲政民主的核心主張——警惕一切權力，並在警惕權力的基礎上制約權力——顯然背道而馳。不僅如此，這跟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也是很難相容的。馬恩早就說得很清楚，國家（即陳獨秀所謂「強權」）本身就是惡，僅在過渡階段，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立足未穩之際，它才是一種必要的惡。不得不利用這種必要的惡的同時，更要防範、限制。被稱作馬克思主義者的陳獨秀們，跟馬克思主義距離之大，於此可以想見。
這也反映在他對民主社會主義的猛烈抨擊中。他甚至斷言，「將來這種人必很有勢力要做我們唯一的敵人。」對民主社會主義的這種莫名其妙的仇恨，原因之一，是民主社會主義溫和改良的氣質，跟他們「過激黨」的氣質，根本衝突，「他們不取革命的手段改造這工具，仍舊利用舊的工具來建設新的事業，這是我大不贊成的。」另一個致命的原因，則是選邊站隊的需要——當時第三國際跟主張民主社會主義的第二國際嚴重對立，陳獨秀們的組織，則是第三國際一手創建的，是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當然不可能不對第二國際主張的民主社會主義取敵對立場。而第二國際一直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這就註定了陳獨秀們信奉的主要是列寧主義或者說布爾什維克主義，而不是馬克思主義。
通常認為，這時的陳獨秀已經開始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這是不準確的。與其說他是馬克思主義者，但不如說他主要是列寧主義者或者說布爾什維克主義者。不能說列寧主義或者說布爾什維克主義跟馬克思主義一點關係沒有，但不容否認的是，列寧主義或者說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水準極為低下，如果非要說它是馬克思主義，它顯而易見是粗鄙的乃至惡質化的、扭曲變形的所謂馬克思主義，跟流行於西歐尤其流行於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不在一個層次。所以，陳獨秀不僅對政治不懂不擅，對他所謂的馬克思主義，其實也是不懂不擅的，完全被蘇俄、被第三國際、被列寧主義或者說布爾什維克主義牽著鼻子走。
如此談政治，如此政治，豈不是可笑復可憐？胡適當然完全不能接受，這才有了「問題與主義」之爭。《談政治》一文及當期新青年雜誌的橫空出世，更為胡適所反感，衝突升級，這兩個老戰友的裂痕，已經無法彌合。《談政治》點名批評胡適，把胡適當作「不談政治」的代表性人物。胡適則諷刺轉向後的新青年雜誌，「差不多變成了《Ｓｏｖｉｅｔ Rｕｓｓｉａ》（當時一本英文刊物《蘇維埃俄羅斯》）的漢譯本」。兩人各不相讓，無論媒體上，還是見面時，都是唇槍舌劍。
跟陳獨秀一樣，其實胡適也是一生不曾離開過政治，一生都不可能不談政治。但是兩人的政治以及談政治，在方式上、氣質上有著根本的分別。陳獨秀最推崇蘇俄，他的政治和談政治，都是蘇俄式的。胡適最推崇美國，他的政治和談政治，都是美國式的。二者根本就南轅北轍。胡適終其一生也是書生，對實際的政治運作，也並不很懂，但他浸入骨髓的英美經驗主義傳統，讓他凡事都必須經驗和邏輯當先，凡事都必須自由和憲政為本，凡事都保持獨立和清醒，拒絕各種綁架與消費。這就讓他不致於在大是大非上出錯。相對于陳獨秀，胡適政治上無疑高明太多。在歷史的幾乎所有關鍵時刻，他的選擇都是對的，從來沒錯過。這該何其難得。
與胡適相反，陳獨秀就錯得太離譜了。這是其對政治不懂不擅而又狂熱捲入的必然後果。但陳獨秀從不承認自己對於政治的不懂不擅，倒是極其道德自負和智力自負。這真是一個大悲劇。有著這種大悲劇的知識份子，豈止陳獨秀一人，過去百年中這是一個巨大的群體。這個群體的知識份子，無一例外地，都把自己的一生消耗在政治中了。把自己燒掉了，如果能照亮世界，也算值。問題是，他們燒掉了自己，卻並沒有照亮什麼，世界反而愈加黑暗。這才是他們所有大悲劇中，最大的悲劇，最令人扼腕。
＊作者為前《南方周末》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