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5月2日民間司改會展開救援徐自強、2003年獲判無罪的蘇建和加入整理連署書的工作，後來又投入鄭性澤平反聲援──同是冤案被害人，蘇建和當然對徐自強與鄭性澤案很有感、也以過來人身份鼓勵他們，但他關心的不只是冤案，例如人本教育基金會推的「零體罰」，蘇建和就相當支持。
「你打小孩是為什麼？因為小孩不按照你說的，你就打他、讓他害怕恐懼、他就配合你說的──之前那些警察不就這樣對我的嗎？他就刑求你、逼你說是你做的，這樣的教育導致我們整個社會歪樓……這種體罰教育下長大的小孩，如果他今天當老師，就繼續去體罰學生，去當警察如果覺得『反正你看起來就是壞人』，就會用刑求的手段逼人家認罪……」蘇建和嘆。
碰上樂生療養院漢生病患者（昔稱麻瘋病）遭迫遷、三鶯部落原住民家園要被拆掉時，蘇建和也是相當投入：「在我看，因為他們是弱勢所以『沒有聲音』，無法為自己發聲、都是人家來決定你的──這就像當年從來沒人問過我在想什麼，反正大家就覺得我是壞人啊！即便說我還在審理中、沒定罪，我被媒體報那刻開始，人家就認定我是壞人……」2006年間於台權會任職組織發展部主任時，蘇建和也從醫學防治角度寫過愛滋病專文，為當時盛行的「講話被噴到口水就會傳染」謠言大力澄清：「愛滋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認識愛滋。」
2008年某次中央研究院的研討會裡，蘇建和身邊坐的是執業15年資深律師、從業16年元老法官，當他被問「你是誰」的時候，他神秘一笑：「我個人在『實務工作』17年了。」扛著冤獄的日子意外成為一種「實務工作」經驗，蘇建和親身感受司法失靈帶來的沉重傷害，即便學歷只讀到高職，他很明白什麼叫「歧視」、什麼是加諸於街友與檳榔西施身上的「標籤」，他到學校演講談冤案也可以談得順暢。
例如，蘇建和去演講時常跟學生舉例，有個孩子到校常遲到，被老師認定愛玩、打電動打到爬不起來才遲到，後來老師才知道那孩子靠奶奶扶養、每天清晨都要跟奶奶做資源回收，才會累得遲到──如果不知道這一面，大家都會以為那孩子本性就是壞、就是懶惰愛睡覺，一如那些上了社會新聞的所謂「壞人」，但事實真的只有這樣嗎？是不是需要調查證據？如果只看到極表面的狀況，就永遠有人會被誤解、被冤屈。
遺憾是「被害者家屬」之痛：如果不是當年法院誤判、讓他們誤認，我們彼此之間根本不會有交集…
雖然做人權團體幾乎不可能發大財、工時不定難找對象、蘇建和常被媽媽唸怎麼還不結婚，甚至他也明白：「如果16年前就去大公司工作，我可能有家庭、有小孩、有規律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