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註定成為瑞典歷史上最沉重的一頁。一個享受了200多年和平的北歐小國，其醫學研究和人民生活水準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卻突然被從東方飛來的小小病毒搞得措手不及。
作為一個基於信任和責任的開放社會，瑞典在陷入冠狀病毒的災難中，選擇了一個符合自己國情的寬鬆防疫策略：不封鎖。沒有強制和宵禁，政府主要提出一些防疫建議，讓每個公民承擔起自己的責任。
然而，疫情造成慘重後果，瑞典的冠狀病毒患者死亡率遠高於鄰國。到筆者完稿時，瑞典共有78763人感染了冠狀病毒，共死亡5676人。在死者中80%有基礎疾病，67%是80歲以上的老人。
但很遺憾的是，幾乎所有的掃帚玫瑰都不能切中要領。對此，瑞典流行病學家安德斯•特涅爾（Anders Tegnell）解釋說：「我們有其他北歐同事沒有的問題。」他沒有說出來的意思是：近一二十年來，瑞典比他國多接收了幾十萬中東非洲難民，而某些外國出生的老人死亡率遠比本地人要高。
這是一種用心良苦的善意。為保護弱勢群體，瑞典的政府官員、司法界和新聞界大都有不成文的規矩：遇事不提當事人所屬的族群。但是，科學認識卻必須建立在求真的基礎上。例如，瑞典學者發現嚴重感染冠狀病毒的男性多於女性，認識到男性睾丸激素的免疫系統較弱，因此考慮使用抗前列腺癌藥物治療。
那麼，為了更有效地救助人們，為什麼我們不能勇於承認這個問題：由於一些已知或未知的原因，某些族裔在冠狀病毒面前更脆弱。
目前瑞典疫情已艱難地走下高原，我因此整理心情，參考了包括《醫療報》在內的多家瑞典媒體報導，寫作此文，討論瑞典在抗疫上被人誤解的方方面面，也指出這個不太為中文讀者所知的現實：瑞典疫情中的移民因素。
霧裡看花不真切，「掃帚玫瑰」不靠譜
瑞典人是個沉默而自信的民族。面對東西方蜂擁而來的批評、質疑或讚揚，例如中國《環球時報》指責瑞典是「抗疫黑洞」，美國總統特朗普對瑞典抗疫從抨擊到羡慕的變化態度，瑞典政府大都聽之任之，沉靜以對不予評論。大多數瑞典人具有極強的獨立思考能力，尊重科學，一直支持政府寬鬆的抗疫策略，也善於自我批評和反省。
在筆者看來，外界向瑞典揮送的諸多「掃帚和玫瑰」，大都是霧裡看花。那麼，究竟有哪些批評和讚揚是不靠譜的呢？
第一，指責瑞典為了保護經濟搞「群體免疫」，這與事實不符。
瑞典政府堅決否認本國採取的是「群體免疫」策略。這是因為，「群體免疫」是敞開大門引入病毒，而瑞典雖未嚴格封城，但卻採取了不少措施抵禦病毒。作為依賴一個進出口的小型經濟體，瑞典當然希望開放以保護經濟，但從未把經濟置於人的生命之上。 （相關報導： 瑞典來鴻》評何清漣「美式文革」論之荒謬 ｜ 更多文章 ）
之所以要採取寬鬆抗疫政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瑞典憲法對政府的高度限制。之前的法律沒有授予政府行使緊急狀態的權力，直到疫情中期，議會才快速通過一個給政府的臨時授權。此外，政府還要全面考慮社會代價，例如，弱勢家庭孩童需要有人照顧，幼稚園、學校開放可提供免費早餐午餐。還擔心人們宅家時間長，會增加心理疾病以及家暴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