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報告將2020年5月與2016-2019年的5月相比較，在發展中國家出生的中年（40-64歲）和老年（65歲及以上）以難民身份到瑞典的移民，在2020年5月的超額死亡率為220%。而出生于瑞典、歐盟、北歐以及北美的居民，今年5月老年人的超額死亡率為19%，而中年人的超額死亡率為-1%。
由此看出，來自索馬里等發展中國家的中老年移民，其染疫率比瑞典本土和來自歐美發達地區的移民要高出十幾二十倍。
移民區高死亡率原因：已知的和未知的
最初發現某些移民區成了病毒高發區時，瑞典公共衛生署就說：「這是對我們所有人的重要資訊，我們可以將精力集中在關注這些群體上。」
首先發現的一個失誤是，公共衛生署關於傳染性冠狀病毒的資訊大都是瑞典語，沒有翻譯成各種移民母語。大多數移民會說瑞典語，但一些新來者和老人卻沒學會。於是，公共衛生署的護理指南很快以11種不同的語言提供資訊，到處張貼廣告。
最具平等意識的瑞典政府很快就重視了移民區的特殊疫情，但是，光溝通語言傳播資訊遠遠不夠，各老人居所傳出來的消息仍然很糟糕。有人說這是一個貧富差距問題，例如，斯德哥爾摩某些移民區每萬人的死亡人數是市中心富人區的三倍。
如果與美國等其他國家比較，實行高福利制度的瑞典可以說沒有真正的窮人。移民及其老人在瑞典都能享受全民醫療，社會福利包括生活津貼、住房津貼和兒童津貼等各種補助，這就保障了每個居民家庭的基本生活條件。
然而，在看了很多事實報導之後，原本不認為疫情有貧富因素的筆者還是必須承認：染疫率、死亡率的高低與社會貧富差異有極大關係。即使是在世界最講平等的國家，筆者所居住的斯德哥爾摩還是貧富社區兩重天。
例如，一些從阿爾卑斯山滑雪回來的旅行者，被認為是帶回了病毒的富人。他們回瑞典後，只有少數有症狀的人需要自我隔離一段時間，大多數人挺過來沒事。這是因為他們享有較為寬敞的住房，空氣新鮮的庭園，其職業能夠在家裡上班，衛生條件更好。而那些把他們從機場接回家的計程車司機大多是移民，他們忙著開車掙錢沒去做測試，即使被感染，家裡也沒有隔離的條件。
上述一些社會原因都是人們可以認識到的，但瑞典移民的高染疫率可能還有一個未知的原因：族裔血統。對此，瑞典醫學專家尚未做出專業研究。哥德堡大學教授克莉絲蒂娜•雅各森（Kristina Jakobsson）曾在媒體上談到關於移民區超死亡率的差異，她要求人們有勇氣談這個問題，但也只強調社會因素，說：「這不是關於種族，而是涉及到移民的生活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