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註定成為瑞典歷史上最沉重的一頁。一個享受了200多年和平的北歐小國，其醫學研究和人民生活水準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卻突然被從東方飛來的小小病毒搞得措手不及。
作為一個基於信任和責任的開放社會，瑞典在陷入冠狀病毒的災難中，選擇了一個符合自己國情的寬鬆防疫策略：不封鎖。沒有強制和宵禁，政府主要提出一些防疫建議，讓每個公民承擔起自己的責任。
然而，疫情造成慘重後果，瑞典的冠狀病毒患者死亡率遠高於鄰國。到筆者完稿時，瑞典共有78763人感染了冠狀病毒，共死亡5676人。在死者中80%有基礎疾病，67%是80歲以上的老人。
但很遺憾的是，幾乎所有的掃帚玫瑰都不能切中要領。對此，瑞典流行病學家安德斯•特涅爾（Anders Tegnell）解釋說：「我們有其他北歐同事沒有的問題。」他沒有說出來的意思是：近一二十年來，瑞典比他國多接收了幾十萬中東非洲難民，而某些外國出生的老人死亡率遠比本地人要高。
這是一種用心良苦的善意。為保護弱勢群體，瑞典的政府官員、司法界和新聞界大都有不成文的規矩：遇事不提當事人所屬的族群。但是，科學認識卻必須建立在求真的基礎上。例如，瑞典學者發現嚴重感染冠狀病毒的男性多於女性，認識到男性睾丸激素的免疫系統較弱，因此考慮使用抗前列腺癌藥物治療。
那麼，為了更有效地救助人們，為什麼我們不能勇於承認這個問題：由於一些已知或未知的原因，某些族裔在冠狀病毒面前更脆弱。
目前瑞典疫情已艱難地走下高原，我因此整理心情，參考了包括《醫療報》在內的多家瑞典媒體報導，寫作此文，討論瑞典在抗疫上被人誤解的方方面面，也指出這個不太為中文讀者所知的現實：瑞典疫情中的移民因素。
霧裡看花不真切，「掃帚玫瑰」不靠譜
瑞典人是個沉默而自信的民族。面對東西方蜂擁而來的批評、質疑或讚揚，例如中國《環球時報》指責瑞典是「抗疫黑洞」，美國總統特朗普對瑞典抗疫從抨擊到羡慕的變化態度，瑞典政府大都聽之任之，沉靜以對不予評論。大多數瑞典人具有極強的獨立思考能力，尊重科學，一直支持政府寬鬆的抗疫策略，也善於自我批評和反省。
在筆者看來，外界向瑞典揮送的諸多「掃帚和玫瑰」，大都是霧裡看花。那麼，究竟有哪些批評和讚揚是不靠譜的呢？
第一，指責瑞典為了保護經濟搞「群體免疫」，這與事實不符。
瑞典政府堅決否認本國採取的是「群體免疫」策略。這是因為，「群體免疫」是敞開大門引入病毒，而瑞典雖未嚴格封城，但卻採取了不少措施抵禦病毒。作為依賴一個進出口的小型經濟體，瑞典當然希望開放以保護經濟，但從未把經濟置於人的生命之上。
之所以要採取寬鬆抗疫政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瑞典憲法對政府的高度限制。之前的法律沒有授予政府行使緊急狀態的權力，直到疫情中期，議會才快速通過一個給政府的臨時授權。此外，政府還要全面考慮社會代價，例如，弱勢家庭孩童需要有人照顧，幼稚園、學校開放可提供免費早餐午餐。還擔心人們宅家時間長，會增加心理疾病以及家暴風險。
第二，指責瑞典繳械投降，不顧百姓死活放棄檢測。這種說法的錯誤在於：完全不理解我們當時的困境。
和所有突陷疫情的國家一樣，瑞典一開始也有一個檢測能力不足的問題，無法進行大規模檢測。為避免醫療資源擠兌崩潰，大醫院不得己只收治重症病人，讓輕症病人在家庭醫生幫助下自我隔離並治癒。後來大醫院的壓力減輕，政府便大量撥款用於全民檢測。
至於瑞典比他國更高的死亡率，這涉及到各國統計方法的不同。瑞典把所有與冠狀病毒相關的死亡者都統計進去，不論死者生前是否住院，也不論其死亡主因是否屬其它疾病。而其他一些國家不太統計死於家中、患有基礎疾病的人數。
第三，讚揚瑞典的抗疫戰略說代表世界戰略方向，這個褒獎有點過份。
德國一位公共衛生專家曾稱讚說：「瑞典是一個榜樣。」世界衛生組織（WTO）突發衛生事件規劃執行主任邁克爾•里安（Michael Ryan）博士也曾誇獎說：「瑞典代表著一個未來的模式。」
然而讚賞者沒有看到，瑞典獨特的文化條件和公民的自由主義傳統，是他國難以仿效的。例如，地廣人稀，多樹林綠地，住房相對寬裕；社會有信任感，人們願聽政府建議，不需強制隔離。同時，瑞典有強大的醫療系統，有全民醫保，人民的體質也比其他很多國家的人民更健康。
既然瑞典的條件如此特殊，把瑞典策略當作世界未來的抗疫模式，這就不太對了。新加坡等其他國家的實驗表明：隔離和關閉學校、工作場所等舉措，對減少冠狀病例是有效的。
無論有多少掃帚和玫瑰，瑞典人寵辱不驚。按照瑞典當局的自我評價，在抗疫方面，瑞典應算是世界中等水準。當然，抗疫之路漫長，現在還不能做出最後的結論。最近有報導說，斯德哥爾摩地區已有相當比例的人獲得了免疫力。如果真是這樣，那麼，瑞典就可能比其他國家更容易對付疫情下一波。
「我們有其他北歐同事沒有的問題」
回顧自今年3月初開始的疫情，瑞典政府有很多懊悔與失誤。例如，當時幾萬人從義大利和奧地利滑雪回來，政府只要求有症狀的人隔離，後來才發現有些病人無症狀感染。又如，冷戰結束後，瑞典清空了大部分國防緊急庫存，如糧食、石油、藥品和醫療設備。當瘟疫突襲時，瑞典不缺科技「高大上」，卻缺少一些「低小下」的東西，如口罩、防護服和消毒液之類。這些物質的匱乏導致醫院和老人院的內部感染。
更沒想到的是，即使隔離了老人，仍有很多人被感染。因為瑞典是國家養老，上門照顧老人生活的護理工往往要跑多家服務。護理工在病人與非病人之間穿行，因受衛生訓練不足又缺防護用品，這就造成老人居所嚴重的交叉感染。
在筆者看來，過分信任WHO，也是導致瑞典疫情嚴重的一個原因。例如，瑞典人真信了WHO所說的，與某些發生疫情的國家斷航不必要。這就耽誤了初期抗疫的時機。
在政府組織委員會全面檢討追責之時，瑞典《快報》也向幾十位醫學研究人員做了問卷調查：「自從冠狀病毒在這裡出現以來，您認為瑞典犯了什麼錯誤？
大多數研究者認為瑞典做得正確的一件事是：沒有像其他國家那樣「封城」將其公民軟禁。至於政府所犯的各方面錯誤，研究者指出準備不足，缺少防護裝備，大規模測試少，資源匱乏，沒及時隔離風險人群，無法保護老人等等。這些缺陷與其他國家的問題有共同性。
那麼，瑞典還有什麼不同於他國的特殊原因嗎？公共衛生署的發言人安德斯•特涅爾在回答「為何瑞典被感染人數多於其他北歐國家」的問題時說：「我們有其他北歐同事沒有的問題，即一些老人居所的病毒傳播。」
特涅爾沒有特指哪個族群的老人居所。我在閱讀其他瑞典媒體時發現，在斯德哥爾摩郊區的索馬里移民居住區，當時就有400餘人被感染。
發現：被感染者很多出生在其他國家
到4月中旬，瑞典疫情顯著惡化，媒體發表了一些關於移民區高發病率的報導。
瑞典《晚報》（Aftonbladet）於4月14日發表文章：《生於索馬里、土耳其和伊拉克的人更容易感染Covid-19》。文章引用公共衛生局的資料指出：在索馬里、土耳其和伊拉克等國出生的人中，被感染的人數明顯過多。早在3月疫情初期，就有醫生警告說，斯德哥爾摩地區15例死亡中有6例是在索馬里出生者。
按照斯德哥爾摩人染疫的平均值，在索馬里出生者染疫的比例高出了7倍，土耳其出生者高出了5.1倍，伊拉克出生者高出了2.9倍。斯德哥爾摩地區共有人囗238萬。從3月13日到4月7日總計確診3144人，其中在索馬里等八國出生者為1258人，占比40%.。這八國除上述三國之外，還有芬蘭、厄立特里亞、敘利亞、伊朗和前南斯拉夫。
到6月29日，瑞典《醫療報》（Lakartidningen）發表了一篇研究報告《根據出生國家，2020年春季的死亡率差異很大》。這項研究旨在調查2020年春季在不同國家出生的瑞典居民，其死亡率是否存在差異。該研究運用了理論模型分析預測各地區的感染率，闡明在疫情發生時，來自不同國家的移民，其死亡率有著超常的不平等現象。
該報告將2020年5月與2016-2019年的5月相比較，在發展中國家出生的中年（40-64歲）和老年（65歲及以上）以難民身份到瑞典的移民，在2020年5月的超額死亡率為220%。而出生于瑞典、歐盟、北歐以及北美的居民，今年5月老年人的超額死亡率為19%，而中年人的超額死亡率為-1%。
由此看出，來自索馬里等發展中國家的中老年移民，其染疫率比瑞典本土和來自歐美發達地區的移民要高出十幾二十倍。
移民區高死亡率原因：已知的和未知的
最初發現某些移民區成了病毒高發區時，瑞典公共衛生署就說：「這是對我們所有人的重要資訊，我們可以將精力集中在關注這些群體上。」
首先發現的一個失誤是，公共衛生署關於傳染性冠狀病毒的資訊大都是瑞典語，沒有翻譯成各種移民母語。大多數移民會說瑞典語，但一些新來者和老人卻沒學會。於是，公共衛生署的護理指南很快以11種不同的語言提供資訊，到處張貼廣告。
最具平等意識的瑞典政府很快就重視了移民區的特殊疫情，但是，光溝通語言傳播資訊遠遠不夠，各老人居所傳出來的消息仍然很糟糕。有人說這是一個貧富差距問題，例如，斯德哥爾摩某些移民區每萬人的死亡人數是市中心富人區的三倍。
如果與美國等其他國家比較，實行高福利制度的瑞典可以說沒有真正的窮人。移民及其老人在瑞典都能享受全民醫療，社會福利包括生活津貼、住房津貼和兒童津貼等各種補助，這就保障了每個居民家庭的基本生活條件。
然而，在看了很多事實報導之後，原本不認為疫情有貧富因素的筆者還是必須承認：染疫率、死亡率的高低與社會貧富差異有極大關係。即使是在世界最講平等的國家，筆者所居住的斯德哥爾摩還是貧富社區兩重天。
例如，一些從阿爾卑斯山滑雪回來的旅行者，被認為是帶回了病毒的富人。他們回瑞典後，只有少數有症狀的人需要自我隔離一段時間，大多數人挺過來沒事。這是因為他們享有較為寬敞的住房，空氣新鮮的庭園，其職業能夠在家裡上班，衛生條件更好。而那些把他們從機場接回家的計程車司機大多是移民，他們忙著開車掙錢沒去做測試，即使被感染，家裡也沒有隔離的條件。
上述一些社會原因都是人們可以認識到的，但瑞典移民的高染疫率可能還有一個未知的原因：族裔血統。對此，瑞典醫學專家尚未做出專業研究。哥德堡大學教授克莉絲蒂娜•雅各森（Kristina Jakobsson）曾在媒體上談到關於移民區超死亡率的差異，她要求人們有勇氣談這個問題，但也只強調社會因素，說：「這不是關於種族，而是涉及到移民的生活條件。」
瑞典專家沒有提及的「族裔血統」因素，法國《世界報》於5月19日報導了英國方面的有關研究。由牛津大學、里茲大學、英國國家重症監護中心、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院合作的一個名為「開啟安全」（Opensafely）的專案，根據海量資料研究證明：排除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或肥胖症等加劇病情的危險因素後，黑人和少數族裔的死亡風險還是比白人高60%-70％。
關於族裔和染疾的關係，有待於更多的科學研究。一些族群染疫率偏高，可能有著體質、習慣、文化和生活環境等各方面的原因。
疫情損失慘重，良善國家的價值觀不變
就在筆者撰寫此文時，瑞典傳出一些令人安慰的消息。
一，住院的重症病人大為減少，從變化趨勢看，疫情已面臨尾聲。
二，根據瑞典公共衛生署計算的結果，斯德哥爾摩人對冠狀病毒的免疫力可能已高達40％，被認為接近實現群體免疫。
三，在等待疫苗時，瑞典研究人員正開發一種抗體治療法，作為臨時保護措施非常有效。
四，瑞典和英國合併的製藥公司阿斯利康（Astra Zeneca），與牛津大學合作研發的疫苗已取得積極的結果，預計將於9月提供首批疫苗。
身為瑞典的華裔移民，在抗疫的四個多月裡，我與瑞典人民同悲歡，一起遭遇了沉重的打擊。目睹這一塊寧靜綠洲遭受病毒肆虐，許多家庭失去親人，不少企業破產失業率飆升，經濟衰退損失慘重，鄰國向我們關閉邊界……
每天追蹤新聞，我戰戰兢兢地，在中文推特上撰寫我題為「瑞典疫情」的小報導。有一次我絕望地發問：輝煌了半個世紀的「瑞典模式」，難道就要因冠狀病毒而結束了嗎？
我最關注的一個問題是，遭遇了如此橫禍，尤其是某些族群易感染帶來的麻煩，曾被稱為「世界的良心」的瑞典，是否還一如既往地保持其良善的價值觀？是否還會接收和善待難民？一場瘟疫大流行，逼著我們重新評估自己的處境和人文價值觀的堅韌性。
結論是令人欣慰的。儘管本國經濟不景氣，疫情中的瑞典小國，仍然一而再、再而三，毫不張揚地向國際組織捐款。自2月初中國爆發疫情開始，瑞典就開始捐助WHO。6月，瑞典再次撥款2.2億克朗給WHO，以協助建立一個全球性的傳染病防禦系統。4月至5月間，聯合國擬籌集20億美元資助貧窮國家抗疫，才1000萬人口的瑞典小國共捐獻了3.8億克朗給聯合國。
不久前，因為收難民是否應設上限的問題，處在疫情中的瑞典差點爆發一場嚴重的政府危機。當時，拒絕限制難民人數的左翼環境黨威脅要離開政府。幸好共同執政的社民黨後來妥協了，否則本屆政府就必須辭職。從民調看，雖有不少瑞典人贊成接受難民人數要設上限，但仍不反對承擔接受難民的人道義務。
意外地陷入瘟疫肆虐的黑暗期，世界對小國瑞典不很公平，但瑞典人仍然一如既往地關愛這個世界，仍然奉行真正的基督教精神——「説明弱小和有需要人士」，展示了善良和慷慨的品質。沒有人能預知下一場瘟疫何時到來，但我們會從「掃帚和玫瑰」中吸取教訓，以科學精神嚴陣以待。
正如瑞典首相斯特凡•洛夫文在向全國人民講話時說的：「生命中將有一些關鍵時刻，您不僅必須為自己的利益而做出犧牲，還要為周圍環境、人民和我們的國家承擔責任。」
＊作者是定居在瑞典的華裔作家。本文原刊FT中文網，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