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是，「五四」以來直到毛澤東所鑄成的鄙視讀書人的一種「傳統」，教「蠻荒」以後的我們從來把中國知識份子視為「無脊梁骨的」的一群，對我們來說，支持這種成見的最有力證據，正好是1949年以後中國絕大多數大知識份子對毛的臣服，那些如雷貫耳的名字，從郭沫若﹑馮友蘭﹑茅盾﹑范文瀾，到「文革」中被逼自殺的老舍﹑吳晗，還有科技界的錢學森等，彷佛代表著整個人類文明的死去。這場「改衰翁為姹女」中的例外，過去我們僅知儲安平和馬寅初二位，但後來我看到的資料顯示，馬寅初他老人家最初也是對新王朝頗唱贊歌的，後來到人口政策上才敢犯龍顏，而較早就犯了龍顏的另一位大儒梁漱溟卻終身不再吭氣。這好像都不涉及知識和學養的問題，也並非人們至今垢病不已的人格問題，大陸人常愛說，如果魯迅活到49年後一定是個大右派，我卻覺得未必。這好象關涉到一種文化精神─與知識和學養緊密聯繫著的讀書人（或稱知識份子）對文明的最後底線。讀了余英時詮釋的晚年陳寅恪，我才知道這底線是什麼。
中國發生地變天荒之際，讀書人敏感到的棟樑摧折﹑家國興亡，以1949年為最後界限，在此前後大多「乘扶浮於海」了。留下來的人面對的「當世之巨變」，不只是財產剝奪﹑政治清算，知識份子更要接受洗腦換心的一套陳寅恪稱之為「改男造女」的閹割手術。如果分析一下當時的史料，你會驚訝的發現其實毛澤東遇到的阻力並不算太大，他甚至不必效彷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就取勝了。這原因就是陳寅恪詩中形容的「塗脂抹粉厚幾許，欲改衰翁為從姹女」，即最著名的大知識份子們竟是群體性的向馬克思主義一邊倒，其中又很少不是留過洋的學者教授作家。中共這個暴力集團征服神洲，一半靠的是知識界的自動繳械，並以其知識的權威協助毛澤東把他的假馬克思主義立為國教，雖然所有人後來又都因此而劫難重重。
但是，對這段中國讀書人的恥辱史，作純粹政治性指責和道德非難，不是一個有欠公允的問題，而是廻避了更本質的東西，即他們的作為將如何面對他們信奉的知識﹑價值系統及其背後支撐著的人類文明，這就是底線。而這個底線，並非只設在中國傳統之中，它也是西洋文明的根基，讀書人能不能守住這個底線，便是一種文化的操節。這段歷史裡，有一個不幸羈留大陸，以至「看盡興亡目失明」的老人，便不肯曲學阿世，樹新義以負如來，「支撐衰病軀，不作蒜頭搗……獨依一枝藤，茫茫任蒼昊」。這大概是1949年以後唯一還講讀書人節操的一個大知識份子。我讀余英時詮釋的晚年陳寅恪，從他悲愴的詩文裡透出的這種操節，並非民間一般的忠義氣節，而是一個讀書人對知識﹑學問﹑終極價值，總而言之，對一種文明的承諾。這種承諾，更悲劇性地表現在他晚年中止了平生「喜談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特別是對隋唐歷史空前絕後的研究，轉入「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兩部巨著，也是他個人的「所南心史」，在「而今舉國皆沉醉」時孤獨地到歷史中重新發掘這種文化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