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章潤觀點:盛世危言─中國在臨界點上

2017-02-02 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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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年極左勢力抬頭,被學者們指為文革式語言的復辟。(美聯社)

中國近年極左勢力抬頭,被學者們指為文革式語言的復辟。(美聯社)

這一年來,極左思潮與極左勢力,死灰復燃,愈發猖獗。這邊廂,草根毛左不明所以,挾帶著政治失意與社會怨憤,叫囂乎東西;那邊廂,高校中早已退場沉寂的文革餘孽,乘勢冒頭,作跳樑小丑狀,隳突乎南北。不僅喊打喊殺,在國家政治與國家間政治層面,四面出擊,而且,頗有掀起某種「運動」,經由首先整肅知識界與退回到文革式政治社會狀況,而全面否定「改革開放」的衝動與勢能。

其言其行,已然造成普遍不安,一定意義上的社會恐慌,並導致了一種將中國拖進「全面內戰」狀態的可能性。經濟下滑,資金外逃,官場懈怠,底層乏力,精英移民,知識界人人自危,新聞出版行業不知所措,就是這一不安與恐慌的晴雨錶。因此,阻遏這一態勢,拆解這一可能性,防止中國社會政治狀態的持續惡化與全面倒退,蔚為當務之急。

此處所說的「全面內戰」,非指武裝交火,而是說法政哲學意義上,以敵我關係歸類與規訓國民,將鬥爭哲學和「你死我活」適用於國家政治,特別是公然指向知識界、律師、新聞出版從業者和民營資本,從而,導致全體公民政治上的非和平共處狀態。由此,造成一種「人自為戰」陣勢中基於敵意的緊張、防範與恐懼的政治狀態,乃至於殺伐欲望,而非公民友愛與團結,在尤其表現為言論大幅收窄甚或噤聲的狀態中,結果是大家共同失去安全感,喪失對於政治前景的任何確定性預期,普遍恐懼遂籠罩人心。嚴重的官民對立和對於公共權力的徹底的不信任、社會撕裂與輿論極化,不過為其表像。

文革式思維回歸 敵我鬥爭壓過公民團結

其端倪,其理路,總括而言,大約表現在下述五個方面。

第一,現有體制在「維穩體制」基礎之上,正在一步步地,疊加上「戰備體制」,而形成「維穩」向「戰備」演進的體制形態。本來,百多年來的中國,歷經戰爭、革命與各種酷烈政治運動,長久罹陷於一種異常政治狀態,生死輪回,生民塗炭。只是晚近三十來年間,放棄革命、戰爭與運動思路,解構內政上的敵我界限,以和平建設與改革開放為重心,進而倡說和諧,著意營造全體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處意象,這才逐步有望迎來一個常態政治狀態,中國這也才邁進或者正在進入常態政治時代。托此之庇,國家與個人,大家好歹有些安全感,口袋裡才剛剛有了點兒錢,溫飽不愁,科教事業逐步復蘇與發展,慢慢過上了好日子。

但是,最近幾年,隨著西方向右,中國進一步向左,不僅周邊關係吃緊,大國博弈緊繃,更主要的是,國家政治中的敵我思維重新上陣,導致原來的「維穩體制」疊加上了「戰備體制」。就是說,此處之「戰備」,不僅旨在迎應國家間政治,防範外敵入侵,隨時準備打仗。——畢竟,當今世界體系依舊是一種自助體系,浩瀚如中國這樣的大國復興與重新崛起,當然意味著世界體系與全球秩序的重組,從而,必然引發有關國家的醋意與敵意,中國不想惹事,但必需有所回應——而且,不寧唯是,更主要的是,似乎指向內政,旨在找出、標定並懲罰「敵對勢力」,將不同理念、價值與意見的表達,乃至於一般純粹基於物質利益訴求的公民維權行動,悉數當作敵對勢力與敵對行動,時刻防範,隨時準備「狠狠打擊」,則政治形態一時間重新面臨不確定性,而造成的一般大眾心理感受的不安,擔憂「常態政治」未曾完全落地,「異常政治」又回來了,遂順理成章。就是說,大家擔心是不是又要搞階級鬥爭,搞鬥批改,搞運動。甚至乎,順此戰備體制思路往下走,所謂「先軍政治」,也在中國出現了苗頭。由此,東亞的軍備競賽,遂成事實。實際上,國際形勢緊繃與內政吃緊,從來就是互相強化,而終究難免彼此惡化。

鄧相超批評毛澤東,遭到「正義群眾」抗議。(取自微博)
中國極左勢力抬頭,山東建築大學教授鄧相超批評毛澤東,竟遭到「正義群眾」抗議。(取自微博)

有鑑於此,警惕中國滑向此種戰備體制,防止整個國策為此戰備體制所裹挾,進而,突破維穩體制,重啟全面改革開放,在一、兩代人的時段內,逐步和平過渡,完成中國這一波超過一個半世紀的大轉型,既是歷史邏輯,也是政治邏輯,從而,是當下此際,吾華夏民族億萬生靈的生存之道也。

第二,「和諧理念」逐步被「鬥爭哲學」所取代。「全面內戰」的先兆,便是宣導了十幾年的和諧理念不再,而為鬥爭哲學所取代。鬥爭哲學崇尚鬥、鬥、鬥,在不過一代人之前剛剛擺脫「文革」之禍的我們看來,其之非為正道,令人不寒而慄。前幾年大家反感以「和諧」和稀泥,瞧不上甘做維持會長,有時候亦且多所調侃。但是,與鬥爭哲學相比,至少,在國家政治意義上,和諧理念雖說意在回避矛盾,可既以營建全體國民和樂融融的政治意象為旨歸,則其內涵了指向全體公民政治上和平共處的可能性。故而,雖然其派生的維穩體制叫人煩心,但和諧理念本身還算讓人放心。扭轉此種平庸不作為局面,而銳意進取,的的確確,是刻下政制自我修復而建設常態政治之途徑,也是主動順應近代中國歷史主流政治意志的強毅力行。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頒行後,大家深受鼓舞,一致叫好,原因在此。

但是,其軌轍,其進路,不是重啟鬥爭哲學,毋寧,正不外執政黨十八屆四中、五中全會所接續倡說的國家治理現代化與建設法治國家也。——再說一句,以民主法治為基礎的國家治理現代化,而非突轉為鬥爭哲學,方為進取之正途。

朋友,我們不是鄉願,不是不明白,對於政制腐朽和官場腐敗,對於外敵覬覦,需要起而應對,必須有所作為,也理解一開始啟用霹靂手段的必要性。但是,此與鬥爭哲學是兩碼事,更非等於鬥爭哲學所刻意釋放的恐怖意味。毋寧,必需導向民主法治軌道,以民主法治建設解決政制腐敗,慢慢地,形成中國的優良政體,進而,以一國良制完成大中華全境之民族國家建構。當下中國,沒有民主就沒有法治,舍卻民主政治建設,既無法說明權力來源,從而沒法落實政治統治的正當性,也無法提供政治正義與憲法正義,從而,難以確立真正的法治,連真實的法制也難。此為現狀與現實,無法掩飾,而直言陳述,還是盼望避免全面內戰狀態蔓延,趕緊結束愈益嚴重、官民皆有的不安與恐慌狀態,則吾人百姓安居樂業也。

實際上,就大中華的政治文化整合而言,這幾年台港情形惡化,在已然回歸之際與營造可能統一之時,苦心經營之下,不僅沒有強化其向心力,反而導致其離心力愈重,正說明基於敵我劃分與鬥爭哲學的路向之失。迄而至今,居然出現了必須同時反對港獨、台獨的問題,實在匪夷所思。同時,無論是調適與東瀛和南海諸國的關係,還是兩年來的中美互動,大凡關涉國家間政治,而與周邊國家關係吃緊,需要仰仗以實力為後盾的政治智慧,也不是一個鬥字所能解決的。如果說此於國家間政治得解,那麼,當此鬥爭哲學徑直引入共和國之國家政治層面,就更且不妥,已非政治退化所能解釋,毋寧,實為極權政治思維的復辟,而恰恰導致文革式思維回歸,造成此刻這般令人窒息而惶怵的全面內戰式政治生態。

比如,前不久教育部長發文,一棍子打下來,將高校這一斯文發育之地定義為「陣地,將全體高校教師劃歸敵對勢力範圍,令人齒寒。論其源流,正不外基於此種敵對思維與鬥爭哲學,而有此極不負責、最為卑劣無恥之言。其言其行,不僅在高校教師中無限樹立敵對面,給當下的社會緊張狀態添油加醋,而且,從根本理念層面上違背了政治正義,實在不配擔當總綰大國教育之首席長官也。——各位,官員為了上位與自保,紛紛以出格言論和甯左勿右現身占位,給社會大眾傳遞的是文革式社會政治資訊,其之極端不負責任與無恥之尤,影響最為惡劣,危害最為嚴重,怎麼就不見高層警示撻伐呢!?

中國教育部長陳寶生指「敵對勢力」滲透教育,引發強烈爭議。(資料照/新華社)
中國教育部長陳寶生指「敵對勢力」滲透教育,引發強烈爭議。(資料照/新華社)

上述現象,考鏡源流,東亞不期然間之進入軍備競爭,歐美右轉可能引發新一輪冷戰,均為誘發鬥爭哲學的外因,並互為因果。而一旦陷入軍備競爭與冷戰,對於中國這一尚處轉型進程之中的國族來說,其所追求的現代體制與國家建構尚未完全成型落地,則「現代中國」的涵養進程有可能因此中斷,非為福也。中國近代史上,此間教訓深重。1894年、1937年,日寇侵華,兩度打斷中國的現代化進程。1949年後,深濡斯拉夫式蠻力極權政治色彩的猶太摩西—日爾曼式鬥爭哲學,參和著刻薄寡恩的法家思緒,風火相助,共同君臨中國,再度打斷現代中國的成長進程,直到1978年執政黨三中全會以後,撥亂反正,中國歷史方始重歸改革開放軌道,而以追求富強、民主和文明為鵠的。有鑑於此,今天中國切忌重蹈一戰前德國式、二戰前日本式與二戰後蘇俄式軍備競賽和冷戰覆轍,相反,仍需「一心一意謀發展,聚精會神抓建設」。否則,失卻這一「視窗期」,現代化進程就此打斷,而下一次機會何時才有,鬼知道。

第三,「公民團結」理想逐漸被「敵我關係」思路取代。和諧理念的致思進路是公民團結,並希望達成國民友愛與公民團結的結果。而敵我關係意識旨在區分敵我,強調「自家人」與「外人」,意味著將國民分類為敵我兩方,而非共和國的平等一體的分享者。「趙家人」一語流行,正說明整個社會對此普遍不滿,也不屑。

本來,「共和國」這一理念意味著全體國民均為國家的所有者,當然的主權者,縱有利益之爭與價值之別,何有敵我之分。而追根究源,之所以倒退回如此陳舊的非共和國模式意識形態,就在於當下政體缺乏國家哲學,面對轉型關鍵時刻之重重矛盾,無理論與思想利器可用,卻又因為利益所在,刻意拒斥包括古典中國文教傳統積攢下來的普世文明,不得已,只好重回最為熟悉的敵人論。與此同時,大國博弈進程中的多邊互動所造成的步步緊逼態勢,導致意識形態冷戰實際上早已開打。其實,此間苗頭,起自2015年初反對普世價值,到如今,對於讀書人和新興社會階層的刻意防備、戒懼和排斥,表明了一種摧殘體制內外理想主義的極左思潮有可能重歸主流,則害莫大焉。正是在此情形下,不僅是社會上,而且,高校中的文革餘孽及其思維方式,亦且已然蠢蠢欲動,甚至開始了針對特定教師的政治攻擊。因而,重提鬥爭哲學與強調敵我關係,實為一體之兩面,正在將中國拖入全面內戰狀態。

第四,共和模式淡化,黨國一體形態更趨強化。實際上,是黨國一體、黨政一體、軍政一體和經政一體,甚至有君師一體的苗頭。本來,改革開放與國家治理現代化,其本義,其進路,就是要在維護執政黨領導地位的同時,破解黨國一體與黨政一體,借由黨政分開而淡化黨國一體。胡趙改革與胡溫新政初期,基本上循此思路前行,使得國家建構的共和形態,仿佛蔚為政治大方向。可惜這幾年,雖然講得很好聽,實際上黨國一體的趨勢有增無減,黨國一體體制愈益凸顯強化。而一旦黨國一體形成高壓態勢,徹底排斥和壓抑社會成長和民間發育,實際上等於以黨國方式將共和作廢,向全民宣戰,而這與改革開放的根本思路和基本價值背道而馳,正在將中國拖入全面內戰的境地。

正是在此情形下,才出現了諸如「央視姓黨,請您放心」這類錯位而肉麻的諛詞,而產權改革、地產確權遲遲難以到位,一部物權法所能確立的不過是半拉子物權,同樣原由在此。

台商(取自央視臉書)
中共官媒豈止央視姓黨。圖為央視播出台商救助於中國駐外使館的畫面。(取自央視臉書)

第五,維權政治消隱,暴民政治登場。2003年開始的「胡溫新政」,媒介以所謂「民權元年」嘉喻。雖說虎頭蛇尾,但自此的確開啟了具有現代啟蒙政治意義上的民間自發維權活動,並有諸多權力與權利良性互動的範例,也是真實的。此後「奧運」在即,志在維穩,這一良性互動進程逐漸緩滯,並終究停滯,權力獨大一面倒格局遂又強勢回歸,民間以「權力向權利的反撲」諷喻之。

與「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相反,最近兩三年來,尤其是最近一年來,不料想,維權政治停滯後,暴民政治卻登場了,主要表現為時不時上演的草根毛左式暴力化傾向。最近發生在濟南的草根毛左對大學教授的街頭圍攻與「大批判」,特別是它的暴力化傾向,顯系背後組織化運作的結果,並獲得了警方的變相容忍和體制內的快速回應。不是別的,正是後者,讓人不寒而慄,懷疑是不是又回到了「反右」與「文革」爆發的前夕。

——朋友,積小惡而為大惡,匯點滴以成潮流,所有的政治運動,甚至戰爭,不都是這麼慢慢折騰,終於鬧大,而終究不可收拾的嗎!因此,街頭圍攻與大批判登場,及其暴民政治化,表明以治安對付政治、用政制反制政治的政體格局下,社會發育受阻,健全的社會理性建設與商談性對話機制闕如,則暴民政治疊加民粹勢力乘隙而入,社會生態惡化,正為「全面內戰」的不祥之兆,需要趕緊刹車,以防不測也。

——再說一句,對此草根毛左暴民政治,必須趕緊刹車,否則,作為轉移與寄寓特定政治目的和發洩社會憤怒的暴力形式,必將蔓延開來,而不可收拾矣!

極左思潮坐大 帝國情結與戰略透支

綜上五點,導致了下述五大後果,在在印證了有關「全面內戰」這一憂懼。

第一,隨著經濟下滑,資本外逃,經濟問題的深層透露的是企業信心的下降,而其背後,則是對於既有法制的不信任。雖然有「私產入憲」,《物權法》亦且赫然在世,前不久高層還以權威機構名義下發保護私有產權的通知,但卻沒能喚回信心,則經濟信心下滑的背後,是對既有法制的不信任,而法制之所以沒有獲得應有的公信力和權威性,是因為法制背後的政治體制,其政治道義信譽,並沒有建立起來,未能獲得確信,因此折射的是政治統治的正當性及其道義信仰的闕如,造成社會大眾對其信義不足的全面危機。換言之,對於既有政體是否能夠兌現保護合法產權這一政治承諾,並訴諸強固法制,實在沒什麼信心。此刻極左思潮和極左理念推波助瀾掀動的全面內戰態勢,特別是地方公權機構的曖昧態度,無疑加劇了這一疑懼與恐慌。

第二,官僚階層普遍不作為,文官集團軟抵抗,底層創造力與民間活力正在逐步喪失。各位知道,中國幾十年來的改革開放,依恃高層推導與底層創造力之兩相配合。民間的活力,包括民營資本的創造性增長,加上官僚集團,尤其是地方官僚集團的利益驅動與政績推導,特別是多所緩和、寬和的政治氛圍,官家不再著意傷民,少擾民,給社會鬆綁,凡此聚合發力,造就了三十年的經濟成長與社會進步。但是,此時此刻,伴隨著政治上的不確定性,不僅民間活力正在喪失,底層創造力隳矣,而且,官僚集團的不作為導致的改革空轉,甚至借改革的名義而行反改革之實,或者,徒有名頭的假改革反倒大行其道,正在使改革所積累的政治信義,以及由此培養的全民信念,逐漸流失。由此,為了應付而無事忙的所謂改革,比如刻下的司法改革與某些高校的人事制度改革,其實是一場鬧劇,便為一例。

第三,最近一、兩年來,面對極左思潮與極左勢力的日益坐大與文革式社會政治狀態的回歸勢頭,已經造成全民人心惶惶。尤其是知識階層,社會精英團體,包括權力精英、資本精英與知識精英,普遍感到不安和憂懼。此種情形如果再進一步加劇,可能摧毀這個社會最具活力也最具中道理性的建設性力量,同時,也就是一種大轉型關鍵時段、各種矛盾爆發之際可得依恃的緩衝力量。其於社會撕裂之際,實際上令社會自主性——如果還有一定自主性的話——遭受重創,社會發育停滯,削弱的是中國社會最具創造力的部分。 實在不明白,中國的讀書人老老實實,對國家民族滿懷深情,任勞任怨,起早摸黑,為何在極左勢力眼中,動不動就被視為敵對勢力呢?!

第四,晚近十年,制度固化,舊體制複歸。這一苗頭起自奧運會世博會,只是這幾年舊體制複歸的步伐在高亢改革聲中反而有所加速。由此造成的結果是,過去幾十年來以與國際接軌為名、而行制度和解之實所積累的制度成果,有可能在強調制度競爭,而實際上是以僵化制度、固化制度和舊體制抗拒改革開放,抗衡建設優良政體的政治努力的趨勢下,逐漸流失。此種態勢和心路,逐漸蔓延,甚至造就出了一批「青年左派」,與中老年猙獰毛左一唱一和,實在令人擔憂。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參與瑞士達沃斯(Davos)世界經濟論壇(AP)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參與瑞士達沃斯(Davos)世界經濟論壇,很有取代美國成為全球自由經濟維護者的氣魄。(AP)

第五,帝國情結與戰略透支。最近幾年,曾經的帝國,包括奧斯曼故地、波斯舊址和沙俄家鄉,眼看美帝日趨疲憊而倦勤,歐洲的內向和收縮,其潛在帝國傾向和帝國情結發作,或明或暗,都顯露出重振帝國的野心勃勃,而蠢蠢欲動,強化了這個本已動盪的世界愈發嚴重的不確定性。表面看是內外交困之際地緣戰略的新情況,底下實為帝國情結作祟使然。舊舞臺,老唱本,新演員。置此情形下,在一些境外觀察者看來,似乎隨著中國復興勢頭洶湧,中華帝國亦呈王者歸來之勢。為此,中國恰恰需要避免此一險境與陷阱,而以內政優先,在解決好內政問題之際,再圖施展也。沒有優良內政與經濟的持續增長墊底,在國家間政治上也不會有吸引力與發言權。 畢竟,吾中華全境,尚有數千萬同胞未脫貧困,幾千萬兒童失學,數千萬殘障人士需要扶助,以億萬計的同胞面臨養老問題,更不用說時聞因為貧病交加而一家自殺的慘劇,則全體國民多少年苦下來,累下來,就攢了這麼點兒的家當,怎好為了滿足千古一帝的偉大夢想,拿到世界各地揮霍充冤大頭呢?!

歷史觀闕如 導致道義動機萎靡

上述五點表現和五點後果,至少披露了下列三個問題。

第一,現有政體及其高層缺乏歷史感與歷史理念,對於具有道義感召力的歷史願景未能以政治佈局做出應有回應。一部中國近代歷史,整整178年,是秦漢大變之後中國歷史上的第二次大轉型,也是十七世紀初起始于地中海文明、大西洋文明的現代文明秩序鋪展開來以還,在東方的一次最為偉大的呈現,而正在引領出一個太平洋文明時代。這是世界歷史大趨勢,沒人能夠抗拒。因此,無論是清末擬定的九年預備立憲,還是民國政制設想的「軍政、訓政與憲政」三步走方案,都有一定的歷史觀,而表諸「路線圖」與「時間表」。

後來共產黨鬧革命,追求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以及有關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與高級階段之分,對錯另當別論,都還表明具有一定的歷史感與歷史觀,體現了一種基於歷史自覺的政治自覺。但是,此時此刻,我們除了看到「兩個一百年」這種技術性表述外,看不到歷史觀,未曾觸發歷史感。

各位,除非是完成現代轉型、歷史已然終結的國族,只需孜孜於具體公共政策層面,否則,歷史觀、歷史感與歷史願景的闕如,是政治之大病,也是國族心智羸弱之敗象,表明前景不明之際,既無心也無力,則市儈政治與平庸政治借助權力政治統轄社會,必至極權登場,而白茫茫大地也。也正因為此,上述後果和全面內戰態勢,遂應運而生。

第二,當下中國缺乏國家哲學,缺乏對於國家理性的拷問、提煉與政治表達,也缺乏健全啟蒙了的公民理性來制約和導引國家理性。執政黨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建立現代治理體系,可謂順應時勢與人心。但現實情形卻是,由於意識形態再度逐漸收攏,底層創造力受壓,僵化體制反而複歸,其表現為上述文革式思維與行為方式再度登場,內裡則是因為當下中國缺乏國家哲學和對於國家理性的深層次理論拷問和思想提煉,精神貧血困乏,有以然哉,所以然載。就此而言,中國文明的法政哲學、歷史沉思與倫理追問,正需臥薪嚐膽,以在境性成熟思考,支撐起大轉型所需之心智與心性,而不當再祭敵我矛盾與鬥爭哲學大旗,摧殘正在發育涵養,而有望蓄勢待發的漢語思想,打壓天下讀書人的自由思考也。

第三,值此歷史關鍵時刻,當下政體缺乏道義動機與基於現代中國歷史意識的政治擔當。此一道義動機和政治擔當非他,就是以中華文明的復興為己任,以全體十四萬萬中國人的福祉為福祉,而非以一黨一派利益為歸屬。而十四萬萬中國人民的最大福祉,不外是在依歸現代文明普世價值的意義上,追求富強、民主與文明,在此刻往下的一、兩代人時段內,最終完成這一波歷史大轉型,而締造一個「立憲民主、人民共和」的現代中國。而恰恰是在這一點上,由於歷史觀闕如,導致道義動機萎靡,故而,未能強毅力行,肩負起這一歷史擔當、道義擔當和政治擔當,則行百里者半九十矣。

為什麼倒退?還能倒退到哪個地步?

幾年前,大家焦慮的是改革往哪兒改,怎麼改,怎麼改得這麼慢。畢竟,自1860年開啟洋務運動以來,「改革開放」及其所確立的基本路向、理念和願景,是中國現代政治的主流歷史意識,也是中國近代歷史的主流政治意志,雖幾經反復,迭遭波折,卻不絕如縷,終究彙聚成長河大波,洶湧澎湃。但是,僅僅過了兩、三年,在一片歡呼聲中,歷經一百多年的奮鬥,尤其是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沒料想,今天我們的擔憂變成了「怎麼在倒退、為什麼會倒退、不知道還會退到哪一步?」這樣的恐慌和憂懼。

這是為什麼? 當然,大面兒上來說,它源於世事與時勢,而輾轉為今天的形勢。而今天的形勢,凡此不進則退與普遍擔憂,正如執政黨的判斷,實際上表明中國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發展到了一個關鍵時刻,各種矛盾彙聚,卻又未能正面迎應,有以然哉。也就是說,超逾一個半世紀的中國長程大轉型,一個秦漢以來最為浩瀚而劇烈的大轉型,到了最後的收尾階段,一個即將水落石出的收束時刻。

鄧小平提出「發展才是硬道理」,打開中國改革開放的門。(取自網路)
鄧小平提出「發展才是硬道理」,打開中國改革開放的門。(取自網路)

因此,各種矛盾積聚其實早已提示出了核心所在,而必得有所取捨,遂有「決戰時刻」一說,乃順理成章。細言之,「發展經濟社會、建構民族國家、提煉優良政體與重締意義秩序」,揆諸凡此「中國問題」的四大義項與意向,歷史進程正走到了「提煉優良政體」這一關鍵時刻,亟需以啟動民主政治來正面迎應,而非虛與委蛇,甚或逆潮流而動。因而,同樣不言自明的是,其之特別需要道義擔當和政治決斷,既在應對眼前困境,更在導向最終走出「歷史三峽」這一歷史大勢,更且順理成章。

就世界體系與全球秩序而言,戰後維持了七十年的雅爾達體系搖搖欲墜,因此,世界向何處去,同樣面臨拷問。大國小國,都不安。大國負擔重,轉型中的大國身心有待發育健全,卻又無法推脫大國負擔,仿佛更且不安。從內政來看,離心力進一步強化,全面內戰狀態初現端倪,加劇了這一不安。凡此表明,的的確確,所謂的「改革開放」,換言之,中國的大轉型,到了緊要的關頭,也是最後的收束殺青關頭。

在這樣一個歷史關頭,需要啟動「新南巡」,以擊退極左思潮與極左勢力,化解文革式社會政治狀態與全面內戰之憂。

1992年春,鄧公(小平)衰年力撐,浩然南巡,將中國從1989年後的三年徘徊倒退期中扭轉過來,重新踏上改革開放征程。從2013年11月的執政黨十八屆三中全會,到此後的四中、五中全會,於現代立國理政諸端,無論是理念還是具體指向,多所建樹。但是,如前所述,問題在於落實,如何經由制度實踐,才不至於不僅不見落實,反而只見倒退,才是問題所在。而眼面前橫亙在國人心頭的倒退之憂,恰恰說明時勢危急,確乎到了需要啟動新南巡的時候了。

說「新南巡」,不是說要某個人站出來,往南溜達,毋寧,是指需要發動這一意念,表達這樣的政治擔當、道義擔當和歷史擔當,從而扭轉改革頹勢。有人以「正在下一盤大棋」為譬,吾不知真假。但是,若果真是一盤大棋,則什麼棋都比不上富強、民主與文明維度中的「立憲民主,人民共和」這個如來佛手掌大,而需要奮起擊退極左思潮與極左勢力,啟動第四波改革開放,以最終完成中國近代這一波大轉型。悠悠萬事,唯此為大。而當務之急,是要摒棄內政意義上的敵我理念與鬥爭哲學,以改革開放的實際舉措,消除關於中國可能會陷入全面內戰這一普遍憂懼。

整整一年前,筆者發表「重申共和國這一偉大理念」一文,為「文革」式社會政治狀態的悄然回歸而預為警怵。不料,一年來的情勢發展,恰恰不幸而言中,實在是意料之中而情理之外。此時此刻,撰寫本文,愈發忐忑,為「全面內戰」憂心忡忡,則但願所言落空,至少,經濟不至於繼續下滑,而官民兩造幸甚,蒼生有福,在下一介良民,教書匠,不想惹事,安穩吃飯睡覺也!

2017年1月16日修訂,時霧霾鎖城,窗外雪花紛飛。

*作者為中國法學者,現任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清華大學法治與人權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本文選自《新公民運動》,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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