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七十年黯淡，畢竟出了許章潤
今天（7月6日）一群員警抓走許章潤，海內外群情激憤。許章潤身處清華園，得王國維陳寅恪之精髓，胸中有浩然之氣，而中國知識份子雖「斯人獨憔悴」，畢竟後浪推前浪；中國文化儘管斷裂，但文人氣脈如屢不絕。神州七十年黯淡，天蠻地荒，識得此境者尚寥寥，但畢竟出了許章潤。我在海外逶迤三十年，才漸漸摸到此門道，是以此文，與國內志士共勉。─蘇曉康。
中國是地蠻天荒了的一個世界─不管你稱它現代化﹑社會主義還是專制，在文化上，它已歷盡變窮，墜入非驢非馬之境，而在這「蠻荒」之後的我們，似乎再不能越過那道「蠻荒」的帷幕，因而又得了無文化的「文化癖」。說斷裂鴻溝壕塹都可以，問題是你如何逃出這道惟幕﹖都說讀書大概可以。但我讀了一本書之後才知道並非如此─隔在「蠻荒」這邊的我們的語言同那邊人的語言，已經無法溝通，你認識的那幾個中國字也未必幫得上忙。
這本書是『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儘管著者余英時教授進在咫尺，可我讀到這本書卻繞了很大一個彎子。整個1994年裡，我每週帶妻子去紐約城裡作三次針灸，停車在曼哈頓街頭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我怕吃罰單，安頓好她就回車裡來守著，在那摩天樓群的峽谷裡，唯一能作的事只有漸漸靜下心來看書。當時的心境與世隔絕，看不進報刊雜誌和閒書，彷佛是為了同那「後現代」的曼哈頓風景作對，我下意識偏偏只願讀中國古詩詞，於是一本俞陛雲的『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便同妻子的各種藥物一起隨身攜帶。其實我能讀出點味道的只有從小偏愛的東坡稼軒二位，但讀來讀去就受不了東坡式的空豪放，更覺出稼軒的沉重和絕望，心境也隨之墜入「更舊恨新愁相間」。那麼遙遠的南宋式的興亡感懷，此時令我心動者，或在個人不幸，和某種漸漸襲上心來先前未曾感覺到的流亡真實。
忽一日，偶然看到「詩文」二字便拿了這本『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上路。坐在車裡讀起來，驟然被一個「文化遺民」之精神世界所震懾。說實話，以我膚淺的古詩詞閱讀能力，對此書深義的理解只能是皮毛的，但我所被「震懾」的，是陳寅恪在他晚年詩文中設置的一套暗碼系統，無疑是一道用來抗拒「蠻荒」的屏帳，恰好對我們也形成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若非余英時的破解，這個「中國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存活到地變天荒之後，因「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而遭受的精神折磨，將任隨歪曲無人知曉﹔而中國罕見的一個學貫中西的讀書人，在中國文化「歷盡變窮」最後二十年裡的文化反映和心靈苦難，也將永遠煙沒。這又正好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現代中國會繁殖著象我們這樣的「反傳統」的一代又一代。
很奇怪的是，「五四」以來直到毛澤東所鑄成的鄙視讀書人的一種「傳統」，教「蠻荒」以後的我們從來把中國知識份子視為「無脊梁骨的」的一群，對我們來說，支持這種成見的最有力證據，正好是1949年以後中國絕大多數大知識份子對毛的臣服，那些如雷貫耳的名字，從郭沫若﹑馮友蘭﹑茅盾﹑范文瀾，到「文革」中被逼自殺的老舍﹑吳晗，還有科技界的錢學森等，彷佛代表著整個人類文明的死去。這場「改衰翁為姹女」中的例外，過去我們僅知儲安平和馬寅初二位，但後來我看到的資料顯示，馬寅初他老人家最初也是對新王朝頗唱贊歌的，後來到人口政策上才敢犯龍顏，而較早就犯了龍顏的另一位大儒梁漱溟卻終身不再吭氣。這好像都不涉及知識和學養的問題，也並非人們至今垢病不已的人格問題，大陸人常愛說，如果魯迅活到49年後一定是個大右派，我卻覺得未必。這好象關涉到一種文化精神─與知識和學養緊密聯繫著的讀書人（或稱知識份子）對文明的最後底線。讀了余英時詮釋的晚年陳寅恪，我才知道這底線是什麼。
中國發生地變天荒之際，讀書人敏感到的棟樑摧折﹑家國興亡，以1949年為最後界限，在此前後大多「乘扶浮於海」了。留下來的人面對的「當世之巨變」，不只是財產剝奪﹑政治清算，知識份子更要接受洗腦換心的一套陳寅恪稱之為「改男造女」的閹割手術。如果分析一下當時的史料，你會驚訝的發現其實毛澤東遇到的阻力並不算太大，他甚至不必效彷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就取勝了。這原因就是陳寅恪詩中形容的「塗脂抹粉厚幾許，欲改衰翁為從姹女」，即最著名的大知識份子們竟是群體性的向馬克思主義一邊倒，其中又很少不是留過洋的學者教授作家。中共這個暴力集團征服神洲，一半靠的是知識界的自動繳械，並以其知識的權威協助毛澤東把他的假馬克思主義立為國教，雖然所有人後來又都因此而劫難重重。
但是，對這段中國讀書人的恥辱史，作純粹政治性指責和道德非難，不是一個有欠公允的問題，而是廻避了更本質的東西，即他們的作為將如何面對他們信奉的知識﹑價值系統及其背後支撐著的人類文明，這就是底線。而這個底線，並非只設在中國傳統之中，它也是西洋文明的根基，讀書人能不能守住這個底線，便是一種文化的操節。這段歷史裡，有一個不幸羈留大陸，以至「看盡興亡目失明」的老人，便不肯曲學阿世，樹新義以負如來，「支撐衰病軀，不作蒜頭搗……獨依一枝藤，茫茫任蒼昊」。這大概是1949年以後唯一還講讀書人節操的一個大知識份子。我讀余英時詮釋的晚年陳寅恪，從他悲愴的詩文裡透出的這種操節，並非民間一般的忠義氣節，而是一個讀書人對知識﹑學問﹑終極價值，總而言之，對一種文明的承諾。這種承諾，更悲劇性地表現在他晚年中止了平生「喜談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特別是對隋唐歷史空前絕後的研究，轉入「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兩部巨著，也是他個人的「所南心史」，在「而今舉國皆沉醉」時孤獨地到歷史中重新發掘這種文化精神。
這種「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式的文化承偌，在繁衍成世界最大文化載體的中國人當中，不幸只有一種人還視為己任，即余英時在書中多次花費筆墨，「從顧炎武的『亡國』與『亡天下』之辯，到陳先生論王國維之死」，反複向深陷於保守與激進兩極對立中的現代人解釋的、一個屬於中國的古典群落：文化遺民。陳寅恪是不是最後一個？這引起我對中國之「文化遺民」的由來和沿革的興趣，繼而是對明末士大夫之「天下」觀和亂世感受的興趣，於是又找另一明末「文化遺民」方以智的有關書籍來讀，再受震懾。
陳寅恪對王國維的那篇著名的『輓詞序』，也許要算這個文化群落的「絕唱」﹕「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這種「同命而共盡」的殉情境界，是唯有視此一文化為最高理想者才能達致的，只有在他們看來「文化」才是一個生命體，而不止是信仰、知識、規距。這大概是一種文化的貴族精神─希臘文化中有一種知識的貴族精神，這種精神在西方造就了不平庸的大思想家。王國維和陳寅恪，都是中國現代少有的「舊學邃密，新知深沉」而沒有世俗名聲的大師級人物，學養上深得「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精髓，對古今中西不持籠統之見、極端之說，並已打通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隔閡，中國的學界本是有希望在他們的引領下，走出文化困境的，卻荒唐地把他們當作「遺老」「遺少」拋棄。這或許才是中國無可挽救的要害。
在中國逐漸淪入蠻荒之境的漫長過程中，尤其在近代激進化思潮以細微之沫漸成「驚雷破柱，怒濤震海之不可禦遏」後，對綿延數千年的一個文明尚肯承偌者，真是寥若晨星﹔而對九泉之下的承諾者能激起「同情的瞭解」的當今之人，也是寥若晨星，如余英時教授。讀他一二十年前寫的這些文字而使人汗顏者，在於歷史學可以通過個別代表人物的具體表現來研究某一文化，特別是那種面臨著劇烈變動的文化的命運 ，而「中國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的悲劇意義，就是今日中國文化消沉歇絕的大悲劇濃縮，所幸還有這位中西古今「實證」和「詮釋」參伍之真功底者，以剝蕉見心的方式箋釋前人，得以穿越最後一位「文化遺民」的神秘暗碼，將那文化精神捧還於人間，為中國人留下「明明直照吾家路」的火種。
＊作者為中國八十年代報導文學代表人物之一，八九民運之後流亡美國迄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