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章潤教授是我的朋友。雖稱為朋友，卻未曾真正謀面一回。但在德國漢學界，大家遇上了精彩的文章卻會相互推薦傳閱。在此情況下，本人曾向同仁們推薦過許章潤教授的《中國不是一個紅色帝國》系列，同仁們也曾不約而同地推薦給我許章潤教授的《我們當下的恐懼與期待》、張千帆教授的《超越改革開放——中國法治40年進步與局限》以及其發起的《改革開放40年感言》等精彩文章。這些文章對於中國研究者來說，是多角度瞭解中國當下社會現狀、尤其是思想界現狀的重要參考資料。並且，由於受過系統訓練的中外學者們閱讀習慣基本相通，而許章潤教授、張千帆教授都曾長時間留學西方，他們的文章毫無堆砌的套話廢話，其論述直指當下社會問題卻又冷靜客觀，充滿深刻的人文關懷。
因此，這兩位學者的文章在海外中國研究學界傳閱率比較高，有時同一稿件甚至會先後通過各方同仁們收到好幾次閱讀推薦，以防疏漏。何況，在我看來，譬如「我的朋友胡適之」就是一句社會各界引以為榮、風靡中外的口頭禪。既然引車賣漿者流亦能真誠稱之言之，在此我也斗膽稱呼許章潤教授為我的朋友而自覺毫無不妥之處。
在現代語境中，由於第三帝國的戈培爾精心打造的宣傳系統曾為天才輩出的德意志民族帶來慘痛教訓，「宣傳」（Propaganda）一詞深具貶義，令人至今不由自主地保持高度警惕與距離感。為了形成獨立客觀的判斷，在德國，研究當代中國的學者們觀察管道主要在於三個方面：一是直接跟進各種政府工作報告。譬如包括本人在內的不少漢學者都同時擁有習近平主席中、德版本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也會即時刷新研讀十九大報告、李克強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等等，以即時瞭解官方立場與策略。二是隨時跟蹤調查各種時事新聞與社交媒體，譬如近日江蘇大爆炸的現場情況及民間反應、中美貿易戰中各方的報導及民眾討論等等，必要時採取問卷調查等抽樣手段。三是研讀處於官方發言與民眾輿情之間的學者們的分析與闡述。
由於中國官方新聞的透明指數在世界媒體評估體系之中一直相對落後（可參考每年的全球新聞自由指數 Press Freedom Index），而相應民間社交媒體又常充滿怨憤、不滿與部分知識性結構偏差所帶來的情緒化宣洩，因而本土學者們的思辨性、批評性闡述是最為穩定清晰、富於參考價值的來源。它不僅幫助中國研究者們客觀中立地瞭解中國社會，甚至也會助其突破身在歐美的局限性觀察視角。譬如，正是許章潤教授與張千帆教授等關於儒家的「禮治」考察系列文章與演講主題為海外漢學者們帶來豐富啟發。以我個人的經驗，它們破除了西方視角之下關於中國傳統社會缺乏法治文明基礎的偏見，而這種根植於法律哲學之上的思辨也令人再次思辨從康得、黑格爾到顧彬教授等關於中國傳統文化之中是否確存哲學體系的爭辯。 （相關報導： 習禁評》異議學者許章潤遭北京封殺 中國知識分子聲援：用權力壓制公共性言論，不可能具有正當性 ｜ 更多文章 ）
本人曾於不同國家（德、韓）經歷不同博士研究訓練、涉及跨學科研究領域，因此而深覺，無論在哪個國家，思辨性與批評性思維都是知識界（特別是人文社科領域）必不可缺的一項研究利器與做學問的基本準則。回想本人在柏林洪堡大學亞非研究所撰寫文學批評哲學博士論文期間，導師屈漢斯 (Hans Kühner) 劃定了一條不可違背的堅定底線，即「缺乏批評性思維的文章是一文不值的垃圾」。為了堅固此種批評性傳統，在學術訓練過程中，即使來自中國的原始材料也要求首先在德文文獻中查找出處，因為德文文獻的引用過程已經形成第一次批判。而在本人引用採納時，需同時進行第二次批評思辨，以檢驗本人作為學者是否具備合格的思辨能力。並且，在我的記憶中，導師及各位指導、評審教授們對直接批評中國與否似乎並不那麼敏感，其最為敏感的是身處德國的我對德國權威意見的思辨與批評是否足以深刻到位。正因如此，長期浸淫于批評性思維的各國學者們恐怕難以想像，緣何許章潤教授竟會因其批評性思維而遭受「專案組」調查待遇，而這不過是其作為一位法學者的本分。馬克思韋伯在其著作《學術作為一種志業》 (Wissenschaft als Beruf) 中指出，有關權力與信仰的去魅化立場 (Entzauberung der Welt) 正是現代性特徵之一；而其作為日益增長的智力化與合理化象徵，早已成為全球知識界不可逆轉的一項共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