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在武漢及周邊地區經商從工就學的人數眾多，其中有一大批人在武漢封城前後以各種渠道回到老家過春節，導致溫州成了全國除湖北所屬城鎮之外的第二大重疫區，被人們謔稱為「湖北省溫州市」。在我抵溫不久，為了儘快抑制疫情，溫州市政府發布了出行限制令，對生活小區進行封閉式管理。
從大年二十九到正月十九，我因疫情困於城內三週。溫州雖然是我的故土，但我去國離鄉已經三十多年，儘管每年回鄉數次，然而每次都是以客人的身分，日常生活都有親友安排照顧。而疫情之下的封閉式管理意想不到地切斷了我在溫州的社會關係，我獨自一人居住在老城區的「蝸居」裡，陷入了為日常生活所需的供應鏈的擔憂之中。我向來生活能力極差，在讀書碼字之外的世界裡是個徹徹底底的「弱智」一族，至此時才深切地意識到：我的「鄉人」身分經不得人間煙火的粗淺考驗，無論平常如何自詡走南闖北見過世面，一場瘟疫可以瞬間將我推入惶恐無助狼狽不堪的境地之中。
三週之後，我終於離開溫州，回到多倫多。在自我規定的兩週隔離之後，還沒來得及回歸正常的生活軌道，北美疫情大爆發。沒多久，加拿大政府頒布「社交隔離」（social distancing）政策，全國進入除必要服務之外的全面停擺狀態。
死亡人數高速攀升 人們只得閉門不出
中國疫情的至暗時期剛剛過去，世界進入緊急狀態，壞消息接踵而至：義大利告急，緊接著便是西班牙、法國、德國、英國，再接著便是北美的陷落──巴黎和紐約城裡住著好幾位朋友，他們的平安一直牽掛在我心中；加拿大總理夫人蘇菲受到感染，全家老小十七口人進入居家隔離；英國首相強森病情危急，一度進入急救室；全球失業人口呈直線上升，原油期貨進入史無前例的負數交易……這三個月裡，每一個夜晚臨睡之前，我都告訴自己：最壞的已經發生過了，世界已沉在谷底，不可能再壞了。可是第二天醒來，才發現只有更壞，而沒有最壞──最壞依舊還行走在途中。
那種像章魚也像蠍子的蟲子，將世界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停屍房，剝奪了每一個瀕臨死亡的人和親人告別的權利──那是連罪大惡極的死囚都享有的權利，還有他們給父母送終、看兒女長大的機會。它逼著世界進入停擺，然後冷眼相看人類由此陷入的相互指責廝殺、創傷貧窮。
這是我對病毒的公憤──武漢、溫州、紐約、巴黎、倫敦、多倫多的憤怒中，也有我的一份。
但我還有私仇，因為那種像章魚也像蠍子的蟲子，也奪走了我個人生活中寥寥幾樣的樂趣。
它奪去了我的手帶給我的歡樂。我再也不敢去撫摩新春裡長出的第一朵水仙，鄰居孩子的臉，街上跑過來聞我褲腳的貓，我錢包裡的紙幣，甚至我自己家大門上的把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