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也奪走了我的腳帶給我的歡樂。國境關閉，公用設施關閉，劇場電影院關閉，商場關閉……我那雙季風一來就渴望行走的腳，再也不能帶著我去看望親友，去尋找世界每一個角落的新奇。我的鞋子在櫃子裡漸漸變黃，發霉。我的機票、戲票、音樂會票子成為幾張廢紙。
它也奪去了我思想的快樂，在我的腦子和舌頭之間步下無數障礙。我在說每一句話之前都戰戰兢兢，生怕被歸在某些駭人的陣容之中，儘管我已三十年不再與人群和口號為伍。一場瘟疫除了擷取性命之外，也製造了多少顆玻璃一樣脆弱的心，多少隻鋼錐一樣指向他人的手指，逼著人站在細窄的分界線上，做著非此即彼的艱難抉擇。
它還奪走了幾個我相交了多年的朋友──我不是說他們的生命，而是說我和他們的友情。假如沒有這場瘟疫，我可能永遠不知道，他們其實很早就和我走了一條不同的路。假如沒有這場瘟疫，我也許永遠不會知道，世界在他們的眼中和在我的眼中，原來是兩個如此截然不同的版本。我憐憫的，他們詛咒；我尊重的，他們不屑一顧；而他們熱衷的，我只能保持沉默。但沉默也是一種冒犯，於是我只能離開，因為我已被他們視為異類。我們從這裡分手，也許還會在某一個山重水複的時刻，重逢於某一條彎道上，也許永遠不會。這樣的生離其實和死別相差不大，我雖然傷心，但也只能接受。道不同不相為謀，古人很早就這樣說過。
人與人的信任 隨著疫情蔓延而減少
最重要的是，那種像章魚也像蠍子的蟲子，還奪走了我對世界的信任。它讓我提防邊界，提防迎面走過的行人，提防天上飛過的鳥，提防腳邊走過的動物，提防盤子裡的食品，提防扯得很響的嗓門，提防文字，提防數據，甚至提防鄰居。前幾天我十幾年的鄰居，一位七十多歲的黑人老太太，給我和先生送來了復活節的蛋糕。我們站在自己的地界裡，遙遙地招手，輕聲地說話，以防飛沫爆炸。她把裝著蛋糕的紙袋放在我們界內的水泥地上，走回她自己的地界，然後示意我們去取，我們只能用嘴型和手勢表達著謝意。它們，這些蟲子，讓我們活在了一個懷疑一切的世界裡，我深感羞愧。
這是怎樣的一個寒冷荒瘠的冬天啊？我什麼也不能做，除了在散步時看見經過的公共汽車，對司機高高地伸出我的拇指以示感謝；或者在超市購物時，對身邊那個拿著紙巾一次又一次地給櫃檯消毒的服務員，說一聲「你做的，我真心感恩」。一個手勢，一句話，我看見他們疲憊的臉亮了，那一瞬間，我帶給自己的快樂，遠勝過我帶給他們的。當然，我也給需要口罩的朋友送過口罩；給由於疫情取消了演出的劇場，捐獻了購票時的金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