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這本書的貢獻在於，即便在中國的政治環境裡，仍然由中共內部幹部明確指出，中國大饑荒明明白白是由國家所造成的人禍，而非單純由天災造成。但是《墓碑》這本書中其實還交代了《自由的窄廊》未提到的另一個故事，成為幾年後文化大革命的伏筆。
1959年的慘劇並非只發生在光山縣，整個下轄十幾個縣份的信陽地區糧食歉收，實產糧食20多億斤，但在反右傾風氣下各縣不敢據實上報。地委辦公室將各縣上報的糧食產量匯總後得到72億斤的結果，地委常委討論時，最後地委按50億斤產量上報省委。人民公社的鐵掌把農民手中的每一粒糧食都榨出來後，還活著的人為求生計，開始大量外逃。由於人員外逃勢必導致大批死人的消息傳開。於是信陽地委指示各縣市要求設崗堵截，不准外逃。當時信陽地委書記卻聲稱：「不是沒有糧食，而是糧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因為思想問題。」
地方上看不下去人民一天天在死亡的其他幹部，便找人到北京向黨中央上訪。
但是上訪者把相關資料通過管道送到毛澤東處後，卻遲遲沒有下文。原來當時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曾經是毛澤東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得意門生，因此毛有意袒護吳芝圃，故意把檢舉信置之不理。
搞清楚問題的根源在於一號領袖的意志後，上訪者改去找二號領袖國家主席劉少奇。劉少奇看完相關檔案資料後知道事態嚴重，立即批示「發動群眾把局勢扭轉過來」，命上訪者連夜立即帶回河南。「發動群眾把局勢扭轉過來」其實就使用同樣的批鬥手法，把各縣的當權派當成鑽進黨內的階級敵人復辟一樣揪鬥虐待。
這就是1961年後整原先造成飢荒基層幹部的四清運動，楊繼繩最後的評價是，就這個幾年後被鬥死於文革的劉少奇，搞起四清運動其實是比毛澤東還要左，還要厲害。
楊小凱所見證的台灣民主化歷程很像文革，當然不可能與楊繼繩筆下正牌的中共歷次政治運動那樣殘酷，一定要在其中剝奪對立者的身體自由乃至於生命。但是至少在嘴巴上要壞一回，使用文革式語言凌虐對手卻是必須的。太陽花運動以後這種惡劣語言誅心邏輯開始向整個社會滲透擴散，今年初執政黨的全面大勝，更驗證此種作法被台灣人民高度支持。
中原大學生物科技系教授招名威，日前在課堂發言嗆辣，被遠距上課的陸生寫信到校方投訴抗議，指控他歧視並要求道歉，之後招教授被中原校方約談，校方還強調其不應稱自己是「中華民國的教授」，引來教育部痛批，不容許矮化國格。對此民進黨前中國事務部副主任張宇韶怒嗆，要當初挺管爺的藍營「進步人士」出來表態，質疑他們遇到中國的雙重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