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2012年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以來，習近平迅速地鞏固了他的權力。在2016年，他成為了黨的領導「核心」。在2017年，「習近平思想」被正式寫入中國共產黨的章程。而在2018年，習更是修改了憲法，從而使得他在2023年仍然可以繼續擔任國家主席。這些改變讓許多人以為習近平對黨國的統治打破了鄧小平設立的集體領導制，他的權力已經與毛澤東不相上下。但是，習的權力巔峰在2018年到頂了嗎？
習在他的第二個任期遭遇了不少挑戰：中國經濟在中美貿易戰的愈演愈烈中增長放緩。19年的反送中運動嚴重威脅了中國對於香港的控制，並間接導致了民進黨在2020年台灣總統和立委選舉大勝。而新冠病毒的爆發可能是習掌權以來所面對的最為嚴峻的挑戰。
貿易戰可以怪罪於美國對華的新圍堵政策。雖然並不令人信服，但反送中運動也可以怪罪到英美的情報機構的頭上。但是，縱使北京極盡所能，這場公共衛生危機很難與美國或是其他「境外敵對勢力」掛上鉤。
同時，習對於權力的高度集中也使得武漢地方政府很難成為替罪羊。「黨災難發生或即將發生的時候，集中所有權力的最高領導人不得不負全責。」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中國政治專家史宗瀚如是說。誠然，在中國政府無法克制和管控危機的當下，高度極權所導致的中國官僚系統的保守、無能和不作為被暴露得一覽無餘。
新冠病毒：公衛危機，更是政治危機
在2019年12月29日，數例未知肺炎感染在湖北省省會武漢被首次發現。武漢，不僅僅人口超過千萬，還是九省通衢，中國的交通樞紐。當地官員抱著疫情會很快自己消失的想法，在疫情爆發初期試圖掩蓋消息。
醫生李文亮於19年12月在微信群裡提醒他的同事注意未知肺炎而因「傳播謠言」被警方訓話調察。2020年1月11日，因新冠病毒導致的第一例死亡案例發生。然而，在1月11日至17日召開的湖北省兩會期間，疫情並非代表們導論的重點。儘管死亡人數快速上升，在當月16日於北京召開的政治局會議沒有被討論新冠病毒。
1月21日，武漢舉辦了新春團拜會。縱使不少演員已經生病，湖北的最高領導人們還是讚賞了演員們「克服肺炎恐慌」，為觀眾帶來了精彩的表演。在五百萬人已經因春節返鄉而離開武漢之後，中央政府才於當月23日封鎖武漢。26日，在新冠病毒已經演化為全方位的公共衛生危機之時，習近平才組織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防疫事宜。
中國政府等了將近兩個月才針對疫情實施響應政策，這足以佐證如今的官僚系統有多麼僵化。反腐運動讓許多官員人心惶惶。 因為害怕被歸為腐敗份子， 這些官員已經學會了保持低調無所作為，而非像過去那樣為了升職而致力於創新並推廣好的政策。反腐行動已經清楚了廣大幹部中最有進取心的那部分人，而這場運動的倖存者們學會了保全自身，保持被動。
習對於權力的高度集中將他置於一個非常尷尬的位置。為了統治中國，他必須依賴一個不作為瞞報匿藏的官僚系統。這意味著本次新冠病毒疫情——而非貿易戰或是反送中運動——才是對習近平政府國家治理能力的真正考驗。
習近平本人也認識到了這一點：對於北京而言，大量的農業訂單可以縮減中美貿易逆差，從而討好川普，為貿易戰降溫；反送中運動若不自行四分五裂、無法持續，則可以通過武力來解決。然而，無論是胡蘿蔔還是大棒，都無法消滅病毒的威脅。習此時此刻需要的，是一個能和公共衛生專家們一道合作來控制疫情的高效政府。
習近平黨內批評者們的崛起
習近平於2018年廢除了中國國家主席的任期。他的這一舉動展現了他對權力的絕對控制，但也招來了不少來自黨內的批評。在2018年，鄧小平兒子鄧樸方的密友樊立勤在北大校園以大字報公開抨擊習近平。樊立勤引用了中共歷史上針對個人崇拜利弊的爭論，斥責了習「把自己打扮成皇帝、救世主」的野心。如果像毛澤東那樣聰明的領導人在集中權力後也變得自負和容易犯錯，那麼為什麼習就可以避免絕對權力所帶來的腐化效應呢？樊立勤如是向他的觀眾發問。
樊立勤對於習的批評很有可能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因為已有許多人堅信縱使習近平政府試圖將一切都怪罪在「境外敵對勢力」頭上，他的政府並沒有很好地處理中美貿易戰和香港反送中運動。
黨中央的喉舌雜誌《求是》在2019年9月15日發表了一篇不尋常的文章。這篇基於2014年習近平一次講話的文章，討論了保證黨內高層有序接班的重要性。《新聞聯播》則緊接著播放了該文章發表的新聞。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言論無疑削弱了習近平繼任國家主席第三任期的意願。
因此，這篇文章的發表其實是一次習近平對於黨內不滿其高度集權人士的讓步，體現了其需要掩蓋批評聲音的意圖。
在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發表了一次為集體領導制奠基的講話。他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沒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史達林（靠集權和個人崇拜）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
雖然鄧小平本人後來也是獨裁者，他的講話被人認為是功利的摧殘對手。但是，他的講話還是成為習的黨內批評者們用以攻擊習的理論基礎。因此，習無法撤離消滅和噤聲這些批評者們，因為這麼做不僅是對鄧小平政治遺產的直接攻擊，更將動搖中共和他本人的合法性。
不論如何，在以往，對於習高度集權的黨內批評於習本人不過只是一些小麻煩，因為這些批評都基於「集權不利」這一抽象的指責上。但是，疫情的處置不當充分證實了鄧小平的告誡，反映了幹部們對於習的恐懼是如何導致政府的不作為、沒能力和不講實話的。
在2月12日，中央政府對湖北高層做出了人員調整。這可能並非是中央政府想把地方政府黨替罪羊。畢竟，調離這些官員恰恰說明中央向湖北省指派了不合格的官員。而且，湖北省高層的替代者們也是習栽培起來的官員，如果他們不能解決這次危機，習的威信將受到進一步挑戰。對於習本人而言，最安全的舉措應該是讓原來的高層全權負責解決由於他們的無能所造成的危機。
但是，習並沒有選擇最安全的選項，這意味著他可能受到了黨內要求他迅速解決危機的壓力；他的政治生命倚賴於他的政府解決問題的好壞與否。
然而，習並不能指望湖北省原來的高層採取有效措施，畢竟他們的政治生涯已經來到了終點，他們並不會有任何高效控制疫情的動力。
習近平的運氣是足夠好，還是中國的疫情被掩蓋了？到了3月份底，習近平居然主動向幾個國家的領袖打電話，表現願意提供幫助。此時，新冠狀病毒已經蔓延到了全世界。
因為中國的受感人數奇跡般地歸零了。習近平似乎成了勝利者。
但是，對習近平在疫情期間表現憤怒的人仍然存在。網路上廣為流傳的一封信，要求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追責習近平。
最勇敢的是國家副主席王岐山的盟友任志強，他被指寫了一篇指責習近平是「剝光了衣服也要堅持當皇帝的小丑」的文章。
然而，任志強消失了。出現了一些零星的聲援聲音，但很快任志強成了網絡上必刪的關鍵詞。
習近平便是以如此的方式，讓挑戰他的人靜音。至今，這是有效的。
但是，如果病毒再次爆發，或者更大的事情發生，習近平未必每次都有好運氣。
＊作者何頻為明鏡新聞出版集團總裁，資深記者，有三十餘年觀察研究中國政治的經驗。共同作者George Yin (尹麗喬）是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並於教授政治。政策分析文章見於外交事務 （Foreign Affairs)、華郵 (The Washington Post)、國家利益 (National Interest)、外交家(Diplomat) 等報紙及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