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役陸軍中將吳斯懷在當選中國國民黨不分區立法委員後，在立法院内外的表現，果然不出許多人意料。在台灣，他是吃裏扒外；在中國，他應是大義凛然。從台北到北京，一個將軍各自表述，吳斯懷的確是奇貨可居。對他自己來説，吾道不孤，更是政治剩餘價值的極大利用。
吳斯懷並非特例，多少追隨一些退將的變異，守不住個人晚節，還好没公然帶刀投靠。前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退役上將許歷農2017年9月2日公開宣布不再反共，並支持中國統一。許歷農的軍階高出吳斯懷一級，他的話語或許只是一種信仰的宣稱，吳斯懷的言行舉止卻是一種實際的操作。
由許歷農到吳斯懷，再加上中間的某些大小軍官，他們對海峽兩岸的政治主張和手段程度不同，目的始終如一：除了被中國統一，台灣没有其它選擇，即使是兵臨城下。也就是説，台灣無權自主决定生活方式的取捨，只能聽憑中國發落，毫無討價還價的餘地。弦外之音是，14億中國人的民族大義遠勝於2300萬台灣人的生命安危。
就戎馬生涯來看，官拜將軍總是人生巓峰，一將功成，在承平時代，不必是萬骨枯，但帶兵無數，歷練不可謂不廣，見識不可謂不寛，站在金字塔頂端，傲視群倫，自是不可一世。從吳斯懷到許歷農，或其他類聚的將軍，如果説他們還有人格缺憾，應是德國社會學家韋伯强調的信仰倫理與責任倫理的缺失，兩者大抵蕩然無存。
簡單説，信仰倫理與責任倫理是規範個人在家庭、群體、社會與國家不同單位中，一套行為處事的信念、原則和擔當（最起碼規矩是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不假外求。就吳斯懷們而言，信仰倫理應是對部屬、同儕和長官之間，以及對社會與國家該有的進退之道（食君之禄，擔君之憂），責任倫理則著重職責的拿捏（不能飛象過河）和忠誠的堅持（效忠於台灣人民與三軍統師）。
不幸的是，在信仰倫理上，吳斯懷們似乎弄不懂，頂著中華民國將軍的頭銜到底所為何事，在責任倫理方面，更分不清國軍與共軍的差别（前國防大學校長、退役上將夏瀛洲於2011年所説的「國軍共軍都是中國軍」簡直荒唐）。
2016年11月11日，吳斯懷與其他31位台灣退休將領，端坐在人民大會堂裏，聆聽中國共産黨總書記習近平的演説。即使是「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週年」大會，他們似乎忘了，被奉為上賓，在台下一仰中國國家主席的風采，並非出自個人因素，而是他們的台灣屬性（不管他們是否認同自己是台灣人）。
在台灣，吳斯懷將軍們的生涯早已結束；在中國，因為他們的軍事知識與帶兵經驗，吳斯懷們的另一趟軍旅可能才剛起步，特别是從台北入京城朝貢的一堆退將。台灣將軍星光熠熠，與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將領相互輝映，在北京眼中，不可能是國對國，而是黨對黨。
